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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学》2019年第6期|吴文君:印第安纳的LOVE

来源:《青年文学》2019年第6期 | 吴文君  2019年06月12日09:14

也不知怎么了,那个下午。

要不是庆东他们过来,我是不会出门的。

庆东发来微信,说他们中午到,第一个念头竟然是又要出门吗?能不出门吗?还是别出门吧?真是不想出门啊!

可我不是很久没跟他们聚了吗?手指在屏幕上滑来滑去好一会儿,滑出一条信息,问他下午怎么安排。

“活动要两点呢,出来吃个午饭吧?”没等我回答,庆东又发来一条信息,“等会儿看大坝,你也去。”

他说的活动就是看大坝。这是他们这次来的目的,回去再分头画一堆和大坝有关的画。

上个月同事说起庆东要来,我还不相信。庆东最讨厌商业活动,官方运作,认识他的都知道。画大坝这种庸俗的事,庆东怎么可能愿意啊?

可庆东真来了。

同来的还有叶雯、李文卫他们。

这一阵他们一起策划了很多活动,聚了不少人气,不这样,叶雯的工作室开不下去。我在微信上见过工作室的照片,虽然只拍了半个门廊半片林子,也猜得出房子有多大。那可是上海西郊,得多少钱?庆东说:“每个画画的,都想有这么一个地方。”

“来吧!”庆东又发来一条信息。

去呢,还是不去?

不全是因为半年前做手术拿掉了肺部的结节。良性的,又没扩散。手术后是咳了一阵,一咳就挺疼,还有血丝。也就两个来月,之后就没有特别不好的感觉了。

没为这个不想出门。

脸色不太好,算是一个理由。不过扑点粉,涂点口红,也过得去。庆东根本不在乎我的脸色好不好,穿什么长什么样。他满脑子都是“画派”“主义”“表现”这些词。

我走到镜子前,看见一张松弛的脸,眼皮吸足了水似的,又黄又亮。

算了,别去了吧?我伸手托住脸,往上推了推,没在镜子里找到半年前的样子。

不可能找到了,就算摘掉结节的地方长好了,彻彻底底地,不用再复查,不用再吃药,这张脸也变不回来了。这感觉可真让人泄气。跟他说吧,不去了,我下着决心,可一转身,有什么东西——一根树杈还是一根棍子——带着一股子气势,突然横过来把我绊倒了。

还好我手快,把自己给撑住了。在家里都会摔一跤?这算是倒霉吗,还是神明的启示?

根本没有东西横过来,哪里来的树杈、棍子,床、书架、桌椅各在各的位置上,摆得好好的。

我从地上爬起来,就像换了个人,写微信告诉庆东,这就出发和他们会合。

一进旋转门,我就看见庆东了。他还是那样,瘦长瘦长的,背一个装满书的大背包。头发挺乱,人倒很精神。

我朝他冲过去,冲到还有半米的地方站住,问他:“叶雯他们呢?”

“没出来呢。我们在这儿等一下。”

“行。”我往后站了站,让过两个推着箱子的人,问他,“最近全中国到处跑啊?”

“哪有啊,就去了趟北京。”

“还有广州吧?”我拿出手机,想把他在广州和新泽西来的一个艺术总监的合影点出来。

“你呢?怎么老看你静悄悄的什么声音也没有,躲着画什么呢?”

“画什么呀?还躲着!”

看庆东笑,我也笑了,差点把我发现肺部有结节,住院拿掉的事说出来。

拿掉结节也不算什么,一个微创小手术。前一年画院的老板们说我画得不行,反正他们就爱把三流的当二流的、二流的当一流的,这也不算什么。再早五年,我和男友老墨绝话说尽从此别过也不算什么。他和庆东还是同学,不过我们的事庆东不知道,从头到尾没人提过。这些旧事天长日久的早已经淡了,也没想到几年下来在肺里结成一个有可能发展成癌的组织。这些我都没法跟庆东说,从我和他认识,就没有单独坐一起超过五分钟。

“我现在像个废人。”我说。怕他不明白,补了一句“整天闲着”。说完又后悔,干吗呢,说个话都遮着掩着,这下,要让他明白我就更难了。

“我现在想闲也闲不下来。”他嘘口气,“能闲着也不错吧。”说着,把背包往肩上提了提。

“带了什么,这么沉?”

“书呗,还能有啥?”

“出一天门也带这么一大摞?你一天看几本啊?”

“有一本是你的,等会儿给你吧。”

“你出新书了?要签名本啊!”我一阵高兴。庆东还没送过我书。他都出过五六本了,有一本还上了好书榜单。想到以前老墨说庆东这人野心很大,我不免多看了他一眼。

“走吧走吧,吃饭去。”叶雯下来了,李文卫跟在她后面。

难得看叶雯穿这么鲜艳的姜黄色,鞋都是配套的姜黄的匡威高帮。印象里她一直都是蓝白灰,像个朴素的大学老师。

“这装扮减龄吧?”李文卫说着走上前。他明显发福了,头发往上秃了一圈。他脸大,像个没心机的娃娃。其实倒不是。这一圈人里,他最不错,上海、北京都买了房子。

听我说好看,叶雯往大睁了睁本来就挺大的眼睛。

“她现在成‘少女’了。”庆东回过头来说她。

大家嘻嘻哈哈笑起来。我也笑,却从叶雯一扬手飘出来的淡香里感觉到隔在自己和她之间的遥远的距离。叶雯只比我小几岁,这种姜黄色的衣服鞋子,穿我身上也不是这味道。我嫁不到清华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丈夫,没法把这一行最前卫最有身份的人请到自己的工作室里来。

自助餐厅人很多,转了一圈,挑了两样冷菜,我就找不到庆东了。

估计今天不能坐一起边吃边聊了。

其实我和庆东、叶雯他们只喝过一次酒。是李文卫过来做讲座,庆东、叶雯他们算嘉宾,陪讲。完了晚上九点多了,找了家川菜馆子泡到一点半。我那时已经知道肺上有结节了,体检查出来的,正为那个肿块忐忑不安。酒上来,我说我不能喝,可庆东把酒瓶伸过来,我就没再吭声。李文卫给我烟,我也抽了,跟着他们从“马拉之死”这种新古典主义聊到现实主义再聊回到古典主义。其实“马拉之死”这种政治感艺术感参半的画,我根本看不出好在哪儿。我不喜欢太写实的画风,也不喜欢表现残忍,哪怕它是杰作。

至于偏爱哪种画也不好说,有些画天生能带给我置入感,像米莱斯的《月亮已经升起,但夜晚尚未降临》就能一瞬间把我拉进画中昏黄的旷野,好像眼前真的就是沼泽、树木,还有两头和昏黄几乎融为一体的鹿,它们的姿态多好啊,即使无家可归也怡然自得。这感觉真好。和庆东他们在一起我也是怡然自得的,话多,酒喝得也多。

我想找找庆东在哪儿,撞到一张熟悉的脸。是她啊,晓晓还是米晓?她也来了。她在私人画廊上班,大学学的艺术史,好多年前找过我一次,想收两幅我的画,后来嫌那些画有死亡气息,不吉利,没收。那也没什么。今年元旦前她忽然打电话给我,说有本弗里达的旧画册要送给我,我肯定感兴趣,因为她在弗里达的画和我的画之间找到某种联系,那就是“悲绝”。有吗?“悲绝”?这个我可没想过。推托半天,末了只好和她约了时间。到了那天她却没露面。确定她不来了,又有些生气。人不来,电话总可以来一个吧?后来听说那两天她遵照老板的要求,提着礼物给好多画家拜了年。可能我先是在拜访名单上,后来又给去掉了。

看她端着盘子走近我,我以为她要说画册的事,可她很有礼貌地笑笑,问我下午去不去大坝,我说去啊,问她去吗,她说她也去,又朝我笑笑,就走开了。

又有别的人过来,互相打着招呼。

下午去大坝这些人我大都认识,像陈甘,都认识十几年了。只是我们画了这么多年,还窝在这个地方,谁也没出去。舍不得放掉手里的工作,还是别的?也说不清。反正都是一边上班,一边当着业余画家。像陈甘,在卫监局下面当了好多年主任,有点小权,又有升职空间,总不能说走就走吧。而且这两年他混得不错,跟他打招呼的比跟我打招呼的多多了,都进来这么一会儿了,他盘子里还只有一块炸三文鱼。

炸三文鱼算这儿的招牌菜,我也过去挑了一块。还没松开夹子,有人蹭了我一下,手臂一热,眼看一股乌黑的汤汁淋了下来,一只螃蟹钳子跟着滚过袖口掉地上了。端菜的服务生吓得不轻,一遍遍问我要不要去卫生间洗一洗。不用举起袖子,我都能闻到上面的香辣味和腥气。

不能这么油渍麻花地去大坝吧?

我四处找了找,总算找到庆东,跑过去说我换件衣服再来。

“谁有车,送你一下吧?”庆东站起来,四下看着。

“不用不用,我叫个滴滴快车,很方便。”我说着往门口冲去。其实又没人追上来,庆东已经坐下去了,被陈甘挡得只剩精巴瘦的一条后背。

等会儿去了大坝再说吧,庆东会慢下来,和我边走边聊的。我思忖着,从光线昏暗的酒店出来,看什么都白白的,亮亮的,头有点晕。

拐出一条街,马路牙子都两样了。酒店那边是米黄色的整齐的石块,这边是真的马路牙子,凹凹凸凸,像小时候吃过的一种饼干。

几个黑棉袄围着一个摊子。

是做大饼油条的。

闻到大饼油条香了。

要不吃大饼油条算了。啃完了再说。反正换了衣服回来,基本上也吃不到什么了。

我走过去,站到一个黑棉袄边上。

感觉他在看我的头发,我以为头上也沾到酱汁了。摸摸头发,干的,没有啊,诧异地朝他望过去,他还在看我的头发,好像有个隐身人拉着他的脸颊正往两边扒,又像笑,又不像笑。

我退后两步,站到他看不见的地方。

这好像又引起另外两个黑棉袄对我的注意,瞥来瞥去,找着聚焦的点。

这是干吗,他们一起的?因为我跟他们一样大中午的啃大饼,认为我是他们的同类?

我往边上挪了挪,看着大饼师傅从炉膛里掏出四五个大饼,装进纸袋,递给离炉子最近那个人。可他拎在手上并不走。转眼又烘出两个,他接过,还是不走。

这要买几个啊?我没耐心再等下去。而且,就在等大饼烘出来的时间里,忽然想到我不用回家换衣服,去画室就行,比回家近多了。

真是的,我都忘了还有那么个地方,挺大一个园子,是一个画画的,姓万,大家都叫他老万的人置下的。老万本来在北京的一家画院当画师,定居北京十多年了。后来为了回来画二十四景图,找了房子,长住了半年。他门道多,朋友也多,这房子就是他的一个朋友酒后豪爽地贡献出来的,算是给本地的画家们搞个画画聚会的场所。说起来只有一间,用板隔一下,搁张床,画太晚了也有个地方睡觉。这事还是小道消息的时候,就有好多人跃跃欲试想给自己占一间。可要分匀了肯定是不可能的,反正各走各的门道。我是碰巧了,赶上一幅画进了美展,上面正看好我,觉得我大有前途,没费口舌就分给我一间。其实这房子从建造到我们住进来,闲置过好几年,使用权在两个qg111之间飘移不定,不知道归属谁。我们这些人也算给房子聚点人气。我那间在最里面,紧靠围墙,窗外有几秆竹子,被人戏称为潇湘馆。刚开始我自然大喜过望,想不到摊上这么好的事。后来就觉得不对了,这里晚上老有聚会,喝酒抽烟,还招些女人来,画画的不画画的都有,闹腾得厉害。叫了我,不去也不大好。去了,一坐就是半夜,走又不好,得罪人。还有人把房子转租给别人,自己当房东收钱,弄得好多人看不惯意见很大。去年就说这房子要收回去了,我也就随它闲在那儿,等哪天老万想起来怎么处置再说。

好久不去,那房子多了点现代感似的,和以前不太一样。走近一看,原来是在木门木窗外又加了一副钢质的门窗,这是怕有人偷画吗?管门的叼着烟乐滋滋地看着手机里的娱乐节目,一个头溜光锃亮,竟然不是原来的大叔,见我要进去,伸手问我要门卡。出门的时候我可没想到要带这个。而且,没门卡我也进得去啊。

有两次我是从库房搬了个布展用的凳子跳窗进去的,可眼前这个光头理都不理我,更别说给我拿凳子了。

正踌躇,边上的南天竺被衣袖带过,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原来管门的大叔正脸色悻悻地从厕所出来。

“新来的。”他鄙夷地指指光头。

“那你呢?”我问,以为他不干了。

“叫我们两天一轮换班,这么大点地方,用得着吗?”他在光头的注目下开了库房,搬出一个高脚凳,叫我用完了还给光头。

我一边道谢一边目送大叔出门。其实以前我也没觉得大叔好。说起来卫生归他管,有些地方的垃圾从来不倒,没事就好自拉自唱一段,常有女戏迷找上门,大家都挺烦,提过把他换掉,可惜没成。现在多了个光头,那些女戏迷多少会收敛一些吧。不过,大叔养花是有一套,白茶、玉兰、鸢尾,都开得挺好,特别是一大池子莲花,七八月间花一开,是这园里最好看的。经过水池我停了一停,想看看大冬天的莲花什么景象,却看见陈甘正从走廊那头走过来。

他也看见我了,离我还有两三米远,脚略微顿了一顿,脸也略微僵了一僵。

我的脸大概也僵了一僵,其实我的本意是想对他笑一笑的。

不知道谁先开始的,反正这样就算打过招呼了。

以前我总以为这儿最算我朋友的就是陈甘了。一开始听人说起他时,我都还没进协会。他出道早,家世也好,和我正相反。直到现在我都记得第一次让人拉去参加协会活动的情形,一进门,就看见他坐在前排最显眼的位置上,白衬衫,短发,自有一种干净利落的劲儿。我对他有点感情是后来在一次年会上,那天去了好多老前辈,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看不上我这样的无名小辈,年轻的顾自扎成一堆,也不搭理人,好像都是某老师的弟子。我坐着无聊,从边上抽了本杂志,上面发言,我就在下面看一篇年轻妈妈写的回忆儿子的散文。读到年轻妈妈等着六岁的儿子火化完出来时,咬着牙想绷住,可怎么也忍不住,眼泪还是淌了下来,都没发现陈甘什么时候坐过来的。他没问我,我也没解释我怎么了,只是把杂志推给他。他看上去也就相信了,小声说起他读过的一本书。我很高兴自己不用老是枯坐着了,但也有点不好意思,觉得我的一个软肋让他窥见了。那就是我的心软。可表面上我给人的感觉却是冷淡无情。之后有几年我们简直不能见面,不管什么活动,有没有重要人物在场,一见面我俩就坐一起说个不停。没人占我边上的座,他也一样,谁都知道他边上不管左边右边肯定有一个是我的专座。那真是不可想象的几年,其实好多时候我们根本谈不对路,特别是谈到XX认不认识,哪幅画拿了多少钱,有没有人关注,诸如此类和画画、画风、艺术感无关的话题时。可一种深厚的只有和他在一起才能感受到的交情,还是会让我耐心地说上很多他想知道的话。毕竟我们也谈约翰·泰勒夫人透明的衣领是怎么画出来的,提香画完画怎么消除笔触……除了画画,我们不说别的。我不觉得那是因为他结婚早,家境富裕,没必要惹麻烦打乱重组。我们只是困在一个小地方,找不到更合适的人谈天罢了。和女友聊天,她说异性之间没有纯粹的友情,多少掺和着情欲,因为性的吸引;我还和她争了起来,举了我和陈甘的例子,证明世上是有和性无关,且志同道合的异性朋友。然而我以为的志同道合终究不算什么。起先是他升了职,再是我出去学习了半年,回来之后,惊异地发现他没在我边上坐下,而是越过我舒坦地坐到了别处。不过心里的那种震动、发毛、如同虫爬过的刺热有过两次就习惯了。你会觉得再期待他坐过来既可耻也没必要。他变得比以前沉默,眼睛里爆出血丝,好像总在熬夜,要画一张好画。慢慢地我听说我外出学习后,好多人以为我不回来了,会当个北漂或者海漂从此漂浮于异地。这好像是件好事,少个对手总是好的。又据说他想在协会谋个职位,而且有点眉目了;投资了一家印刷厂,拉了不少印制画册的生意。最近这些年他只找过我一次,在一个挺大的会场里,中途休息的当儿,他突然手插裤袋笔直地从地毯那头走过来,问我,“你认识庆东?”我愣了一下,说认识。又问,“有他电话?”我看着他,竟然说不出“没有”。“谢谢。”他记完电话,一点头,依然手插裤袋笔直地走开了。我看着地毯大红大紫的团花,脑子里反复想着他那一点头的无情无义,奇怪自己难道还指望他说点别的,和我叙个旧?庆东上次来,我犹豫来犹豫去最后还是把聚会的信息转发给他。不过那天他没过来找我说话。说不定别人也给他发了信息,这里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认识庆东。

所以,看他犹犹豫豫地停下,问我“下午去大坝吗?”我以为他又让我帮他找庆东,纳闷他们刚才在自助餐厅不是聊过了?

“哦。是的,稍微聊了几句。”

“庆东很好的,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跟他说。”

“哦。”

“他对谁都很好。”

“哦。他是挺好的。活动是两点开始?”

“两点吧。”

“哦。”他点点头,但也没问我一会儿怎么去,回酒店跟大巴走,还是搭谁的车。

要问他吗?等一下坐他的车,和他一起去?问的却是“你也去吧?大坝。”

“去。”他看着我手里的凳子,“你这是?”

“门卡忘啦。”我说。

他的脸又略微僵了一僵,转身穿过短短的走廊,朝他的房间走去。

门锁上盘着半片蛛网,我拿手抹掉,急急忙忙爬到凳子上翻窗进去。

在门口的棉垫子上蹭完鞋子后,发觉其实用不着,地上灰很厚。

灯也坏了。我按了按开关,它也只是一明一暗地闪着。

我转了一圈,把它给关掉了。

房间里有股阴凉的霉味。书橱又出了几片霉点子。这地方潮,盖房子的时候垫高了半米也无济于事。除了因为四边被各种高层建筑围住,太阳晒不进来,还因为有个更潮湿的后天井。我和陈甘住的这两间是最潮的。以前我们聊得好的时候,抱怨这房子也是一个共同话题。后来找人把烂掉的地板换成大理石地砖,可能看着不怎么搭,又贴了仿青砖的塑胶地板,十分逼真。门后烂掉的墙皮没办法处理,也就让它继续烂着。

我对着墙皮发了会儿呆,心里还在想陈甘,在想刚才以为他会让我搭他的车,以为只要他这么一说,过去倾谈的好感会卷土重回似的。自己都觉得假。我早知道他画不过我,才做出这种毫无保留敞开来谈的友好的姿态。

我们心里都很明白。

反正,也快到时间了。这地方不会一直给我们住下去。

我看了看四周,窗前的桌子,角落里的画架,上面夹着没画完的画。红绿,黄紫,破布似的,都忘了当时想画什么了。

妈的,什么鬼记性!我撇下它,拉开柜子。

里面一半是纸笔颜料,一半是两个放衣服的收纳箱。

我翻了翻,居然翻出一件羽绒衣。短款,翻领,前些年觉得很过时,现在看着还能再穿穿。

我脱下沾了油渍的大衣,小心地卷起来,放到塑料袋里,压了压,装进包里。

这就好了?走了吗?

我走到桌前,摸摸桌面,就像是梦里来了一趟。

我梦见过这儿,就站在这个位置。灯也是坏的,按不亮。

一股煸辣椒的油烟味不知从哪儿钻了进来。梦里可没有这种味道。而且,梦里的昏暗更像幻觉一点吧。我就像是被惊醒了,又看了看桌上叠得整整齐齐的画册、字帖、没拆封的杂志。

卫生间门开着,露出淡褐色的瓷砖墙面,半个洗脸池。

马桶上次走之前刷过,这会儿还是有股很浓的尿味。

再往里是用木板隔的卧室。

为了节省空间,我买的是沙发床。

铺盖也简单,一个床垫,一床薄被。有空调,不冷。

不过,被子一向是叠好的。就算午睡一下,我也会随手叠好被子。我嫌被子摊在床上不整洁。

可这会儿被子是摊开的,被头弓起一坨,就像有人拉开被子躺过。

谁啊?谁进来睡过啊?

我的眼前晃过看门的油光光的头,还有那副吓人的钢质门窗,不会无缘无故装上去吧?难道最近这里不太安全?伸出手刚想叠被子,看到几缕黑灰的头发。

谁啊?真有人啊?

我这一吓,脑子里轰的一下,头皮也麻了,一下跳到门口,看着被子蠕动了几下,拱出来一个人。

略长的挺正常的一张脸,眼睛、鼻子好好地长着,却说不清哪里歪了瘪了,像个被重物挤过的苹果。

我看着他,看着看着,突然想起小时候有个邻居的脸就是这样的,背后大家都说他有麻风病,手指会掉下来,鼻子会经历另一种奇怪的物理运动,像受了热的蜡烛融化掉。

想到那张没有鼻子的脸,我的背也麻了。怎么办?怎么让他出去?必须让他出去。

看他只钻出一个头,也吃不准手里拿了什么,他既慌乱又很泰然地看着我,好像他才是这里的主人,应该出去的是我。这算什么?“这我的房间。你不能进来。”我想好好跟他说,可是不行,声音自己听着都很尖厉。

“啊?”他又从被子里缓缓钻出一截,露出身上的蓝布衣服,领子下面还是大盘扣。

“这我的房子。你得出去!”

我又说了好多遍“你出去”“不出去我找人了”之后,觉得不能老是说,得有点行动,一急,跑到我和陈甘共用的那面墙那儿失控地喊着“陈甘陈甘”,一边喊一边擂墙。可陈甘那边一点声音也没有。他走了吗?没那么快吧?我又喊了几声“陈甘”,拿出手机,觉得只能报警了,然后找管门的光头。大叔也得叫回来。

我翻到电话本,还没打出去,蓝布衣服从床上一跃跳下地,动作敏捷,奇快,带起一阵热烘烘的风,也不说话,一下把我推到沙发床边。我还没反应过来,他的两只手不知从哪儿钻进衣服抄到了我的腋下。

“你!”我踢他,踢了个空。这下我怕了,可我推不开他。

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制服了。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被他反手一拧,我的劲就全消了,脑子也蒙了。只觉得他的手像弹琵琶,一根弦挨着一根弦地弹过我的肋骨,停在胸前,手指根根冰凉。我的汗毛全竖了起来,而且很快什么也不知道了。

被微信进来的声音惊醒,已是下午三点。

只是一条假发。

我凝视了它两秒,随手删了。底下还有一条。两点的时候庆东发的,问我干啥去了,为什么还不回去?

干啥去了?我摸了摸头发,头发好好地长在头上,没像以前梦见过的那样掉了个精光。

我又摸了摸脸,摸了摸两个肩膀。

衣服在身上。鞋也在脚上。

怎么跟庆东说呢?他会以为我不想去大坝。我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想去大坝。庆东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不想去大坝。可他去了。我是不想去,可我也是会去的。我没有故意不去。我只是去不了了。我现在去不了了。

有手快的往群里贴出好多看大坝的照片。庆东像个小电线杆子,站在离大家很远的地方俯身望着,好像在目测大坝底下有多深。叶雯的姜黄色外套在那种颜色单调的地方很撩眼睛。李文卫笑眯眯的好像在享受这半天空闲。

还有陈甘,他早就过去了,脸带微笑,笑得……笑得很谦卑。我都没注意过他还有这么谦卑的时候。

画廊那个晓晓?米晓?也在照片里难得地露出一点笑,一点,带着讽刺的笑。

这些人我都认识。可是在照片里一看,又都不认识了。

屏幕黑了下去,我也不想去点开。

我的脑子还有点蒙。不过,那几根冰凉的手指摸过皮肤的感觉从海底一样深的地方晃荡着飘上来,让我觉得,让我觉得我刚刚被什么吃掉一半,又被吐了出来。徒劳地想着,想想起那几根冰凉的手指停在胸前之后的事,可还是枉然。

能想起来的就是那几根冰凉的手指。而且,见风长一样大起来大起来,大到把我捏住,捏成粉碎的一团。

这种感觉比之前还要糟糕。

出去吧。先出去。出去了再说。

风吱吱地叫着从夹道里蹿出,风里夹杂着雪粒。怎么下雪了?天气预报没说下雪啊。

我缩起脖子接住一朵。真的是雪,飞来飞去围着我打转,粘到衣服就消失了。

有段时间我学莫奈,画了好多雪景。路上的,树上的,飘着的,落到地的……雪让我想撒野乱跑,找人喝酒,还想躺到地上一动不动跟它们融为一体。

可这个时候连它们也变成一种扰人的东西,让我走岔了两次才找到门房。

光头在里面,点了一个暖炉。他身上也是蓝布衣服,一模一样的大盘扣。不过,他没有头发。他不是房间里那个人。他当然不是了。而且,暖炉的红光照在他头上脸上,他仰起脸招呼我,“空调坏了?”看着比刚才和善了好多。我心里忽然暖了一下,一边说“空调没坏”,一边就想掉下眼泪来了。

“哦。这几天坏了两只空调,不制热。修空调的师傅明天上午来。”

“我不修空调。”我说,走近他,都要跟他脸对脸了才说,“我屋里有人进去了。”

“什么人啊?”

“一个麻风病人,你见过吗?”

“哪儿来的麻风病人?不可能。我们每天在这儿看着呢。”

“我看得很清楚,就是像麻风病人。”

“那你说说长什么样子?怎么就是麻风病人了?我们国家早消灭麻风病了,有也不传染。你看看路上啥时候有麻风病人?精神病人都找不着一个,都给四院关着呢。”

“好吧,就算不是麻风病人吧。反正有一个人,不知道怎么进去的。”

他没说话,把手凑近暖炉烤了烤,眼睛里瞟过的神气让我想起我今天就是爬窗户进去的。可我爬进去的时候根本没去想是不是也有人这么爬过。这屋子霉气重,不开窗通风不行。

“丢了啥吗?”他又问。

“那倒没有。”

“没丢就好。没人进去的。我们管着呢。这还刚装上钢门钢窗,结实着呢。”

“真有人进去了,就在我屋里,也是蓝布衣服,你这样的。”我焦躁起来。

“啊?你可别瞎说。这衣服我女儿网上买的。不信我问她啥店铺,回头你自己看。”

“我不是说你。我是说屋里真有人进去了。”我越发焦躁了。

“人呢?还在屋里?”

“走了,不在了。”

“你不拉着他?你刚才应该拉着他。”

“我拉不动。”

“拉不动你喊啊!”

“我喊了。”我想着那几根冰凉的手指,觉得它们猛地从腋下穿上来,箍住我的太阳穴(说不定真是这样,不然怎么后来什么都不知道了呢)。我光是想,一时说不出话,眼睛看着他。

“他怎么你了?”他声音低下去,有点悄悄话的意思。

我不想在这个事上多说,焦躁地说:“反正有人进去了……我要看监控。”

“那得上面同意。”光头朝窗外看了一眼,把声音压低了一点,“跟你说吧,咱们的探头装样子的,不管用。”

“不会吧?”

“我还骗你?就展厅那边有几只好的。里面谁装那个,监控自己啊?”光头看看我,好像在鄙夷我还画画,连这个都不懂。

我不想再和他说下去,说我走了,监控有没有坏,调出来了再说。不行我打110。

门碰上的刹那,我听见他在里面说:“我看算了吧,又没丢啥,别多事了……”

到了走廊上,我给大叔打电话,可他不知晃哪儿去了,信号不好,打了两次都没通。我站了几分钟,看着远处的水池,那几片莲花的枯叶之前还让我觉得挺美的,现在却在冷风里流露出凄凉漠然。我想劝自己算了,打给大叔也一样,“我们看着呢,又不是只住你一个,让人进来还了得?”可我的手不愿意这么算了,抖着,抽着,比我想象的还要冲动。虽然冲动总是没好结果,那也来不及了,没退路了,电话打出了,有人接了,刚好有人在附近出警,没几分钟车就进来了。

很快,我也觉得自己是在多事了。除了“丢了什么”和“他怎么你了”这两个问题之外——他们不是这么说的,他们说的是“物品遗失”和“侵犯过程”——都集中在我为什么过来,乘什么交通工具,有没有人同行,途中遇到过谁,和谁交谈过,我上次过来是在什么时候,是否发生过类似的事,今天上午接触过什么人,中午接触过什么人,前些天乃至最近几个月接触过什么人……这些问题上,问得我脑子发蒙。

当然光头也逃不掉,被他们狠狠地盘问了一通。最后还拍了照,取了证。

我问起监控,他们告诉我监控肯定是要调出来的,眼下最好是去检查一下,他们可以带我去。

“检查什么?”我一头雾水。

“这个,有很多。比如,对方的DNA。”

“对方的DNA?”我还是一头雾水。

一个警察忍不住提醒我,“就是闯到你屋里的人啊!如果你觉得不只是把手伸进衣服这么简单。”

“就是DNA吗?”

“这个,一般就是术前四项,梅毒啊乙肝啊B超这些,可能还有HIV抗体。医生会跟你说。”

“去医院吗?”

“当然去医院咯。市一市二妇保都行。”边上一直没怎么搭话的警察说,“咱们这儿可没有法医医院。”

我没听懂他的意思。法医不是解剖尸体的吗?我又不是尸体。我说我不想去。管他市一市二妇保我都不想去。我这么说了,心里又很犹豫,觉得应该去一下,或者听他们的话,让他们带我去。

当然,他们说去不去由我自己决定。也不是马上就得去,我可以再想想,找家人朋友商量商量。

警车开走,光头咳口痰,吐到草丛里,看着手机里头热闹得像大年三十的娱乐节目回门房了。

找谁说呢?

每天一大早在朋友圈发“早上好”的妈妈?庆东?叶雯、李文卫他们?我把一下午见过的人一个不落地想了一遍,数下来还挺多,有二三十个吧。可我妈是不能跟她说的。她会怪我笨,这种事都能碰上,从我画画开始就没摊上过好事。我继父知道了更糟,他会瞧不起我,他本来就瞧不起我,觉得我处处不如他在投行上班的亲生女儿。

庆东倒是会帮我,我敢肯定。叶雯、李文卫他们就不好说了。关键是以后我见了他们会自卑。本来我在叶雯面前就有点自卑。

那些画画的呢,有哪个能说?我的脑子里滚雪球一样晃出一个又一个的人。按照最近通行的话语体系应该这么开始:“唉,下午碰到鬼了!比鬼还惨,麻风病人哪。”

准有人问:“你被强奸了?”

大不了再说:“不然呢?不强奸你,还请你吃饭吗?”大不了再让人说一句:“什么呀,都不来强奸你才惨。”

越说越像个笑话。大家都懂。不是笑话,才能当笑话来说。越是笑话,越得一本正经的。不然谁笑啊?

可我现在不想拿这个当笑话说。就算只有当笑话说了,以后别人提起来才不惭愧,不丢脸,我也不想说。我笑不出。笑不出就是笑不出。

我告诉浮在空气中的某个画画的朋友:如果有人吃掉你一半,再吐出来,你也笑不了。

天色又暗下一层。

我忘记灯坏了,一按开关,还是一明一暗闪着。

这种光线下,看什么都是晃动的,恍惚的。连我自己都不像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闪烁着的什么物质。

那些画画的不行,马培呢?马培总可以说吧?他算是我现在的男友。虽然手术后他只看过我两回。一回我还在医院,他说正好外国专家团来,领导盯得紧,实在脱不开身;一回我已经出院回家,他问我啥时候可以那个?我说得三个月吧。要是恢复得快,估计两个月,可后来半年都多了,我就像得了性冷淡,想不起床上的事,拖着不想见他。

要找他吗?现在打给他,还是等会儿到了路上再说?

我犹豫着把灯关了。

展厅的灯光跳进来映到墙上,这么白,这么柔和,比我见过的最柔和的灯光还要柔和。

真正让人服软的还是柔和。

我站进去,闭起眼睛。有一会儿,觉得自己像只什么小玩具,曾经也挺可爱的,现在沉在水底。我和人世之间隔着一层朦胧的东西,谁也不能看见我,不能抚摸到我。

还能找谁呢?找我爸吗?我想到我爸,就觉得他就隐在那片柔和的灯光里,脸上带着稀少难得的微笑。他也是个想不开的人,才死得那么早。小时候我最爱跟他告状,班里谁欺负我了,邻居谁说我了。现在我还能跟他告状吗?到了坟前我也只会说好话:“放心吧。”“我挺好。”“我们挺好。”这两年我都不太想到他了。只是前一阵找东西,不小心又翻出他最后用过的那本病历,一个灰白的封面用胶带粘过的旧本子,被我套上信封藏在抽屉夹层里,里面装着病危通知单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我妈没说要把这些拿回去。我不知道放哪里好。我跟她一样不愿意看见这些。我都忘了怎么喊他了。就算现在我想喊他一声,也喊不出来。心里一急,一用劲,眼睛睁开了,看着那块依然柔和的光,眼泪突然就下来了。

“被强奸的人总是忍气吞声。”好像哪本书上这么说的。

群里又有人贴出看大坝的照片。大坝那边雪更大,有一张照片用了超低视角,把大坝拍得格外高大,色调、线条,格外有蒙特里安的抽象气息。之前那种粗陋的形象在这张照片上是一点儿都找不出来了。

大坝上的人也变抽象了,我已经认不出庆东,叶雯、李文卫他们。

虽然做好了打电话的准备,可我还是拖延着看完照片,又给庆东发微信,说我不过去了,下回见。发完背靠着墙站了好一会儿,见他没回我,这才翻出马培的电话打了过去。

“在哪儿呢?”马培问我,声音懒洋洋的,大概又有十来个小时没合过眼了。

“外面。”

“上班了?”

“还没呢。”

“还请病假呢?多好啊,晚上我还得开会。”

“请病假有那么好吗?”

“哎,不是这意思。我想生病歇几天都不行。忙死。最近不咳吧?”

“不咳。”

“没事多休息。”

我听他的语气是想挂电话了,问他:“上次不是说要过来吗?”

“不是你不行吗?”

“是不太行。”

“那今天行了?”

“今天也不太行。”

“今天我也不行,一会儿开会。”

我走到窗前,看着外面微微晃动的竹叶,就像我们躺在一起时那样偏着头说:“不是要跟你说这个。是有个事,我下午去画室,房间里有个人。”

“什么人?怎么进来的?”

“我也不知道。我去换衣服,下午有朋友来,结果看见里面有个人。”

“丢什么了吗?”

“没有。”

“那就好。”

“关键是这人的样子特别可怕……”我说着,那几根冰冰凉凉的手指突然又出现在腋下。想到它们会很久很久地留在那儿,我却没有消除它们的办法,又焦躁起来。

“怎么了?你说呀。男的女的?”

“男的。”

“多大年纪?”

“看不出。四五十岁?也可能没到四十。”

“他没打你吧?”

“那倒没有。不过,也可能打了。后来我迷糊了一阵……”我说不下去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今天会开完就不早了。明天得出去谈个事,约好的,不能不去。要不后天,后天我过来?”

他在科技局下面搞科技情报,自主事业单位,上面不拨钱,得自己挣,每天加班,基本没双休日。目前也的确是单身。有一阵他说女儿想见见我,看我是不是真对他好,后来又不提了。而且我其实也不太想结婚。开始我以为我还想着老墨,我那个前男友,后来慢慢觉得我天生和任何人都相处不长。

马培又沉默了一会儿,问我:“你报警了吗?”

我听不出他的意思是我应该报,还是不应该报,照实说“报了”。

“他们怎么说?”

我心里一惊,好像有个机械手臂一样的东西被铰链推到眼前,又好像漆黑无边的水面上突然冒出来一个岛。上去呀,快说呀,我催促自己,这个时候不说,还等什么时候?可是冰凉的手指,DNA,手术四项检查,和别的词混成一堆黏糊糊的东西,怎么都没法畅快地吐出来。

“唉,电话里说不清,还是后天过来说吧。”

“再说吧。我现在只想一个人在家里待几天。”

“那好,后天再说。你要是没问题我过来。”他的声音又变得懒洋洋的,我听出来他是想挂了。

“其实,”我踌躇着说,“后天不用来。”我真是这么想的,可他笑着,好像这很好笑,“好了,我知道了。今天真不行。后天打你电话吧,现在我要开会去了。”

我以为他会说那挂了好好休息别瞎想没那么严重什么的,听着没声音了,把手机从耳朵边拿下来,翻过屏幕一看,已经结束通话了。

要再打过去吗?我翻到通话记录,发现通话时间居然有四十一分钟。我还以为只说了没几分钟呢。

要再打过去吗?我看着窗外,忽然发现窗棂上挂着一个花圈。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有人挂上去的,被这个念头惊吓得不轻。但我又看了它一眼就知道这只是被风吹到一起的雪花。为了证明它们不是纸,上面墨点一样的东西也不是字,我拉开窗子,碰了碰它们。

当然这就是一些冻硬了的雪粒。手指一碰到它们,就松散着落了下去。

这就走吧?挨过今晚,我就好过一点,没这么困扰,这么怕了。再挨过半个月一个月,半年,一年,一切都会淡下去。

可我理理衣服头发到了门口,却像有东西在拖着我。一回头,看见角落里的画。

真是的,我这是要画个什么啊?不过画上面的红绿和黄紫到底让我想起跟着庆东他们看过的一个画展,好像是在K11的艺术中心,有印象派的,也有后现代的。我对后现代的汤罐头啊、女人啊没什么兴趣,一直待在几幅印象派的名作前。后来他们说走了,我就跟着走了。在地铁上听他们老是在说印第安纳印第安纳,问他们印第安纳的什么画那么神奇,又是跳跃感又是发光的?

庆东说:“你没看见那幅LOVE吗?”

我说:“没有啊,在哪儿呢?”

庆东说:“就在最后,出口那儿。尺寸那么大,你都没看见?”

我只好很不好意思地说:“没看见。”

“哎,对比那么强烈的画,你就没注意?”

我只好承认我其实是看见的,对比那么强烈,刚拐进展厅就看见了,不过我不是急着出来跟他们会合吗,所以直接打它跟前走过去了,都没留神上面的符号是什么。

我们随即在地铁散了伙,他们回家,我去火车站。到了车上,我翻开画展的手册,照着次序一幅幅看下去,发现此次展出总共五十幅画,我看了四十九幅,连最没感觉的汤罐头也顺路瞄了一眼,就漏掉了这幅印第安纳的LOVE。这是有点奇怪啊!都已经离得这么近了,那富有意味的“上帝是爱”,富有意味的“爱”的跳跃和发光,我全都没有感受到。

这个草稿应该就是回来之后打的,想试试强烈的对比色带来的视觉效果?只是没完成落在了这里。没撕掉它,也没把它卷起来,放到哪儿。

这是有点奇怪啊!怎么正好就漏掉了这个LOVE呢?

外面的风小了,雪就像是直线往下坠着,软软的,带着暖意似的铺盖下来。路上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阒无人迹,天将黑的残光里竟然走着不少人。三三两两,络绎不绝。我感觉到他们从我身边走过去,身上的衣服发出淡淡的荧光,感觉到他们脸上的笑,他们被束紧或飘散的头发,感觉到冰凉空气里的鼻息,每个人都散发出一点不同的气味。

“回去了。有事先走一步。下回见!”庆东的微信回复过来了。

我走着,想不去看见他,却还是看见他,在另外一个维度里,瘦长瘦长,背一个沉重的大包,在雪地里一晃一晃,身上落着深紫色和金色,这是天色和灯光的混合色。

我知道我追不上他,怎么都不可能追上他,走不到他前面去。可是为了不错过他回头看我,说不定他会回一下头吧,看我是不是还跟着他,在我找到自己住的地方,打开门,筋疲力尽躺下去之前那一点有限的时间里,我一直看着他,看着他。

吴文君:七〇后,浙江海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十月》《收获》等刊,有小说收入《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佳作》,被《人民文学》俄文版选译。出版有小说集《红马》《昙花一现》《琉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