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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世界“第一” ——从 1858年泰晤士河治污谈起

来源:中华读书报 | 陆建德  2019年04月13日23:30

狄更斯的杰作《小杜丽》是在1855年至1857年间分期发表的,小说的起首,叙述者描写了烈日烤晒下的法国港口城市马赛陆地上的景色,接着读者的视线被引到海面上:“海港内污浊的水面和海港外美丽的大海,因为没有丝毫的风而微波不兴。黑与蓝两种颜色之间,清晰地标示出纯净的大海绝不逾越的界线;大海和港内令人厌恶的浊水一样,静静躺着,两者永不混合。”海港严重污染,才会出现这一泾渭分明的奇观。读者会问,伦敦泰晤士河的出海口是不是会有同样的景象?《小杜丽》连载完毕立即出版,第二年六月,伦敦几乎也像马赛一样炎热,最高温度达到甚至超过华氏九十度(摄氏三十二度),这在当地几乎是破纪录了。泰晤士河承载着无数包括人类排泄物在内的下水道污水,发出难闻的气味,在当年刚竣工的威斯敏斯特宫议事的议员也深受其害。罗斯玛丽·阿什顿这本著作以1858年夏天伦敦的大恶臭为背景,结合当年通过的《泰晤士河净化法案》《医疗法》和《离婚法》等多种法案的产生过程,讲述了达尔文、狄更斯和时任财政大臣的迪斯累里(也译成狄思累利)那一年丰富而曲折的经历。这是一本带有传记特色的社会史,很多史料是首次披露,极有可读性。

伊丽莎白时期的著名诗人斯宾塞(1552—1599)写过一首《婚前曲》,全诗共十节,每一节的结句都是“可爱的泰晤士,轻轻地流,等我唱完了歌”。诗中两只洁白的天鹅顺流而下,岸边鲜花盛开,景色美丽,草地上还有一群仙女。托·斯·艾略特在《荒原》两次引了这句诗,还说“仙女们已经走了”(赵萝蕤译文),意在与二十世纪初期不甚雅观的泰晤士河岸形成对比。其实十六世纪的泰晤士河也目击了很多不幸,自杀者往往喜欢在这条河里终结生命。不过那时的伦敦基本上还局限在当今的威斯敏斯特市和伦敦老城一带,人口少,城市污水直接排放到河中,河水不很清澈(《婚前曲》也说到“waternotsofayer”)[彼得·阿克罗伊德为《伦敦传》(翁海贞等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中关于泰晤士河的一章取名“黑暗的泰晤士河”],不过还不致酿成一次惊动英国王室和政府的严重事件。

两百多年后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1852年11月,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皮尔斯赢得大选,第二年初春宣誓就任美国第十四任总统(1853-1857)后立即派他的大学同学、小说家霍桑出任美国驻英国利物浦的领事。霍桑1857年离任,几年后写了《我们的老家》(1863,中译本名为《霍桑英国漫记》),题献给已经下野的皮尔斯。请看霍桑笔下伦敦的母亲河:“横穿一座大城市的河流,往往会为展示这座城市宏伟庄严的建筑提供特殊优势,然而泰晤士河畔,所谓的‘桥下游’的景观,绝没有给人留下应有的深刻印象。事实上,它似乎剖开了伦敦的心脏,仅仅暴露了它已经腐烂破败到何种程度。林立于两岸的是你能想象到的最破旧、最黑暗、最丑陋的建筑。衰败的仓房,窗户已被堵死,码头也一片萧条。因此,若是对世上的大都市没多大了解,我定会以为这城市已经历了商业和金融预言家所预测的本世纪大萧条。泰晤士河水流浑浊,反射不出任何影像,只怀抱着无数肮脏的秘密,仿佛一个愧疚的良心,因源源不断注入的罪恶的溪流而肮脏不堪。因而,泰晤士河也不过是流经这座城市的一条阴暗河流罢了。”[《霍桑英国漫记》,于承琳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202页至203页]如果气温超过了摄氏三十度,泰晤士河又会给伦敦带来什么?这是霍桑没想到的——幸好他已离开了英国。但是他预感不祥。他说的“源源不断注入的罪恶的溪流”就是指直接排入泰晤士河的污水。

恩格斯第一次坐船到英国,大约是在1842年初冬,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记载却很不一样:“从海面向伦敦桥溯流而上时看到的泰晤士河的景色,是再动人不过的了。在两边,特别是在乌里治以上的这许多房屋、造船厂,沿着两岸停泊的无数船只,这些船只愈来愈密集,最后只在河当中留下一条狭窄的空间,成百的轮船就在这条狭窄的空间不断地来来去去,——这一切是这样雄伟,这样壮丽,以至于使人沉醉在里面,使人还在踏上英国的土地以前就不能不对英国的伟大感到惊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8页]恩格斯在这本书的1892年版加了一条注:“这是差不多五十年前,在美丽如画的帆船时代写的。现在,这样的船如果还出现在伦敦的话,那就只是停在船坞里面了,而布满了泰晤士河的是熏得漆黑的丑陋的轮船。”恩格斯初次遭遇的伦敦,颇有点四十年前(1802年)年轻的华兹华斯站在西敏寺桥上看到的气象:万物“沐浴在无烟的清气中,灿烂辉煌”[《十四行诗:在西敏寺桥上》,屠岸译文]。正因为河上是“美丽如画的帆船”,空气中才“无烟”。那一年世上第一条蒸汽机船在苏格兰的一条运河试航,帆船退出历史舞台,还要几十年。四十年代初,英国海战主要还依赖三桅帆船。

十九世纪中叶,泰晤士河上的船更新换代,烧煤的蒸汽船淘汰了帆船,繁忙的泰晤士河道上也是浓烟滚滚。霍桑也曾坐新式轮船观赏伦敦景色,他写道:“无数的煤烟颗粒从烟囱中排出,漂浮在空中;逢上仲夏,烈日炎炎,露天甲板上浓浓的暑气袭来……”[《霍桑英国漫记》,第201页。]那时的泰晤士河下已经建成一条人类历史上还未曾有过的河底隧道,霍桑也去见识过一番。圆形入口处由玻璃覆盖,走下几段楼梯,只见一条拱廊“通往无尽的黑夜”,好在隧道每隔一段都用煤气灯照明,还有一些小商小贩在售卖一些小玩意儿。霍桑幽默地写道:“英国人在他们伟大河流的河床下开挖隧道,使两三千吨重的航船在他们头顶驶过,这一切仅为了给几个老妇人提供新场所来卖蛋糕和生姜啤酒!”[《霍桑英国漫记》,第204页。]这里的两个细节是不能忽略的:煤气灯和隧道都是里程碑式的新事物。

1858年的泰晤士河大恶臭对伦敦乃至工业革命敲起警钟,环保意识正是通过类似的丑闻逐渐产生、加强。事发后,英国议会以最快的速度组建调查委员会,审批治污方案,于8月20日通过《泰晤士河净化法案》。伦敦市政工程委员会总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的设计方案胜出,他沿泰晤士河在地下拦截污水,又建造了专门通道把污水引到泰晤士河的入海口。这项工程的一切费用来自专项税金。这时的英国已经有一个非常庞大、高效的工程师队伍。

工程师为现代生活提供无数便利,但是我国的读书界对他们的具体贡献所知太少。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第二场“绿色而愉悦的土地”给我极深印象,场上主角是穿着简陋的产业工人和一批头戴高顶礼帽、身穿黑色礼服的工程师,工程师中为首的是由莎剧演员肯尼斯·布拉纳扮演的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1806-1859),他的台词来自莎剧《暴风雨》:“不要怕,这岛上充满了各种声音。”这位布鲁内尔是史上最伟大的工程师之一,他设计建造了英国的大西铁路和一系列载入桥梁建筑史的大桥(期间发明空气压缩技术),第一艘横渡大西洋的木制明轮船“大西方”(1837)和1858年铺设横跨大西洋电缆的双层铁壳轮船“大东方”也都是他的杰作。前面提及的泰晤士河隧道是由他父亲马克·伊桑巴德·布鲁内尔(1769-1849)设计的,当今建筑工程中必不可少的隧道盾构也是由老布鲁内尔首创。布鲁内尔父子发明创造之多,实在是世所罕见。成功的发明家背后还有很多不那么成功的探究者,后者一次次的摸索铺就了成功之路。《小杜丽》里就有一位叫丹尼尔·多西工程师,他不计代价地在工作室忙碌,即使自己的发明未被政府部门接受,仍旧坦然自若。

我也想乘此机会提一提另一对有名的父子,约瑟夫·杰克逊·利斯特(1786-1869)和约瑟夫·利斯特(1827-1912)。老利斯特是业余物理学家,发明了显微镜里的组合透镜方法并确定哺乳动物血液中红血球的形状,其子为“外科消毒法之父”。医学卫生上的进步也惠及中国人。上海的仁济医院由英国外科医生雒魏林(音译当为洛克哈特,1811-1896)于1844年创办,一切资金都来自捐款。该院纯属慈善性质,专收中国病人(故而当初英文名ChineseHospital),牛痘接种,普及公共卫生知识。病人包括吸食鸦片成瘾者。仁济一度因接受英国人雷士德的捐赠更名雷士德医院。

十九世纪的英国继承了十八世纪发明创造的传统,奠定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础。发现蒸汽的瓦特固然重要,而蒸汽机车的制造与不断完善却是一个工程师共同体数十年齐心协作的结果。这些成就来自一种发明创造的文化,来自对自然奥秘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和忘我的献身精神,来自一个发育健全、各个成员能够默契配合的科学共同体。与此相应的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指导作用以及当时一套鼓励科技和探险的机制。英国的林奈学会在1858年已拥有好几百位各有专长的成员,他们不论是组织会议还是编辑出版期刊都做得井井有条,相互之间诚挚交往,无所保留。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思想已经酝酿多年,他与华莱士的愉快合作促使他在1858年下决心把自己的发现写出来公开发表。两人的交往处处显示出“君子坦荡荡”的绅士风度。

华莱士也曾独立注意到进化现象。1848年,才二十三岁的华莱士和昆虫学家亨利·贝茨就到亚马孙河探险并收集昆虫、蝴蝶,为时四年,第二年他弟弟赫伯特也前往巴西,不幸死于黄热病,1854年,他又在皇家地理学会资助下赴马来群岛收集标本,一待就是八年,“他乘坐当地人的小船,在各岛奔波了一万四千英里,经常晕船,也遇到过食物严重不足的情况,还得过热病,一个人待在简陋的茅舍里,靠着跟新加坡等地的医生要来的奎宁,发汗熬过去。在马来群岛期间,他收集了十万多种动植物,还发现了马来群岛有一条无形的海洋分界线,该线两侧的动物物种差别很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两条腿被虫子咬得体无完肤,疼痛发炎,已经在屋里憋了一个月,但足不出户又招上了热病,还在康复中。浪费这么多时间,严重影响了我采集昆虫的任务。”没有强健的体魄和勇敢的精神,无法完成如此艰巨的工作。华莱士还与英国同好者交流信息,与他们形成了一个科学研究共同体。皇家学会、皇家地理学会等组织也起到了提倡合作的枢纽作用。如果都是“惟吾德馨”之类的人物,相争相斗就是必然命运了。十九世纪初,到各地搜集植物标本在英国已经蔚然成风,大英博物馆设有自然历史部,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1773-1858)多年担任植物标本库的负责人。1858年,英国植物学家已在殖民地锡兰(今斯里兰卡)开设植物园。没有这种全球性的科学考察,达尔文、华莱士共创的进化论是不可能问世的。正是这种植物学上的兴趣促使英国人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在1899年至1911年间四次到中国西部采集植物标本和种子,1913年出版《一位博物学家在华西》。据我所知,这本极有价值的著作至今仅有部分译成中文,改名《威尔逊在阿坝》。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留学的时候去一位英国朋友家,花园里的杜鹃花正盛开着,主人告诉我杜鹃花的故乡在中国,我十分惊讶。这件小事也说明我们一般的所谓“读书人”在博物学领域知识非常欠缺,现在依然如此。中国传统士大夫以科举得官为人生目的,重书本知识,达尔文和华莱士漫游式的考察和冒险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小杜丽》中多西这种彻底无我的人,他们也无法理解。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还须在“五四精神”的激励下摆脱功利主义和实惠哲学的羁绊,做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事情来。

迪斯累里与达尔文和狄更斯不同,多年积极从政。他在1858年出任内阁中除首相之外最重要的财政大臣,早年是保守党“青年英格兰”运动的领袖[《共产党宣言》里批判“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文字主要是针对“青年英国”(即“青年英格兰”)的],后来两度出任首相。这位雄辩的政治家还是流行一时的小说家,曾独出心裁地用“两个民族”来概括英国的阶级对立。可惜我们的读书界对这位十九世纪世界史上的关键人物是忽视的,好在管南异的《进退之间:本杰明·狄思累利的“青年英格兰”三部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已经从文学研究方面填补了空白。多次出现在本书的布尔沃·利顿也是维多利亚时代有影响的政治家、作家,今天大学英文系的一般教师也不一定听说过他的名字。英国政治家不得不接受舆论监督,几乎没有隐私可言。但总体而言,报刊(本书作者引用的报刊杂志多达五十余种)督促政府解决难题,堪称社会改革的积极推进者。

大恶臭事发后,伦敦报刊以极为犀利的语言施加压力。7月1日的《泰晤士报》敦促政府加快步伐:“负责这个问题的委员会一个接一个,一拨接一拨,采集的信息足够建造一百种下水道了……可他们还是什么都没做,不过就是往河里抛几船石灰,……要不就是在几个排污口摆摆样子。这么干,到明年这时候,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们要找出问题的根本所在,一天都不要再浪费。”议会设立的调查污染问题的泰晤士河委员会也受到7月17日《笨拙周报》的嘲讽,诸位成员被取笑为化学坩埚先生、廉价燃气公司计量表先生、糨糊脑袋先生、呆头呆脑勋爵、吹管教授、万事通先生、污水坑先生。一个能够产生《笨拙周报》的社会是风趣、自信的社会,创办人之一亨利·梅修也像恩格斯那样着力反映十九世纪中期伦敦穷人生活和儿童问题。用众声喧哗四字来形容英国的报刊业、出版业是绝对不过分的,这一特殊的语言多元生态显然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读者判断力的提高。马克思也为报刊写过大量新闻报道和时事分析。本书提及的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创刊于1852年,刊登或转载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少文章,马克思还作为外国革命流亡人士的代表出席该报创刊四周年的纪念宴会并致辞。[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共四册)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4页至776页]正是这样一种宽松的出版氛围,促成了很多重要的思想流派的产生。

严复翻译《天演论》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观念在中国读书人中间曾产生过警钟般的效果,但也会导往可疑的方向。进化论会不会鼓励人们用生物的模式来看待人类社会?1971年的中国,翻译出版的书籍极少,但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却是例外。作者有感于维多利亚时代“狂热的个人主义”和“‘自行其是’的倾向”,不主张把生物界的“适者生存”应用到人类社会的伦理领域。“对伦理上最好的东西(即所谓善或美德)的实践包括一种行为的途径,这种行为的途径在各方面都是同宇宙生存斗争中导致成功的那种行径对立的。它要求‘自我约束’来代替无情的‘自行其是’;它要求每个人不仅要尊重而且还要帮助他的伙伴以此来代替、推开或践踏所有竞争对手;它的影响所向与其说是在于使适者生存,不如说是在于使尽可能多的人适于生存。它否定格斗的生存理论。”[《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71年,第57页至58页。]赫胥黎反对赤裸裸的竞争,同时也拒绝乌托邦的诱惑。他补充了一句话:“进化论并不鼓励对千年盛世的预测。”[《进化论与伦理学》,第59页。]《进化论与伦理学》在1893年问世,其实作者所担心的“狂热的个人主义”和“自行其是”的信条在诸多因素的牵制下并未被英国社会普遍接受,反而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赢得人心,在1892年的大选中甚至有工人入选议会。

本书作者详细披露狄更斯的婚姻危机以及随之而起的狄更斯和萨克雷的失和,不过两人之间的不快完全没有恶化到“不共戴天”的地步。他们是克制的,从未互相诋毁,始终能客观评价对方的作品。人是成长变化的,情感亦然,故而1858年颁发的《离婚法》合乎新的人道观。中国传统文化重男轻女,有“三妻四妾”一说(民国时期“姨太太”还屡见不鲜),男方还可以休妻、出妻,从贫苦人家买来“童养媳”当牛马使唤。拐卖妇女的现象,即使在当今也时见于报端。我国《婚姻法》的制订是西风东渐的结果。狄更斯与埃伦·特南的关系带有悲剧成分,对此难作是非判断。问题的关键是狄更斯与夫人疏远后能否公道待她。利维斯在论及狄更斯的独特天才时特意指出他的天才全面覆盖了人性的兴趣,接着用括弧加上一句“狄更斯不是‘一个一本正经、坐怀不乱的人’”(“Dickens was not‘asolemnandunsexualman’”)[《小说家狄更斯》,利维斯夫妇合著,1970年,游隼版,1983年,第301页]。利维斯晚年推崇狄更斯,这句插语的分量就非同寻常。

《大恶臭》中这一部分牵涉俱乐部生活颇多。俱乐部是英国比较有身份的人的去处,所谓的“圈子”往往通过俱乐部形成。成员必须遵守规则,像耶茨那样因言语不当被俱乐部除名是很不体面的。一旦某位成员引起物议,其去留纯粹取决于全体成员的民主表决。俱乐部的自治全仗规章制度,就此而言很像英国古老大学里的学院,各院院长的产生有一个民主的过程,相关学院的正式成员参与院务,也不会因意见不合而反目。英国社会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它们使得整个社会的质地特别紧密,同时富有弹性,能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与修复。

1858年是咸丰八年,除了迫于生计出洋的劳工,中国士大夫还在吟诗作对,对外部世界毫无兴趣,但是现代化已经初露曙光,那时的上海公共租界已经有英国人比尔兄弟组建的消防队,现代城市的公共设施随后逐步在上海创设。出生于香山的容闳(1828-1912)先在澳门、香港入读教会办的马礼逊纪念学校,1847年赴美留学,1854年从耶鲁毕业回国,立志以个人微弱之力慢慢改造社会和人的观念。那一年7月,上海租界的工部局成立,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第一”随之而来。1852年初,上海的北华捷报馆就编辑了英文《上海年鉴》,收有当时最详细的上海地图,收有连续系统的气象记录以及大量其他珍贵史料。

如何看待英国的殖民遗产?《大恶臭》中不少篇幅涉及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这方面我们的知识储备也是普遍不足的。以往人们经常把东印度公司与英国等同起来。印度1857年至1858年的起义被镇压,英国政府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直接接管印度。维多利亚女王也鼓励首相起草一份印度公告,要体现宽容与平等。当年议会通过《印度管理法案》,德比首相说了这段话:

我认为,印度所有的宗教信徒都应受到保护,绝不允许妨碍基督教传教士在印度活动;但另一方面,我也确信,政府应为所有教派和信仰提供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保护,除此之外,不应过度干涉。这不仅有益于英国的利益、和平和安康,也有利于英国行使治理印度的权力。

但是随着印度知识界国家意识的增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以及帝国体系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尤其是作家拒绝沉默,例如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和奥威尔的《缅甸岁月》(缅甸原由英属印度管辖)发出了与爱国歌曲《统治吧!不列颠尼亚》对抗的声音。印度的独立与印巴分治是震撼世界的大事,英国并未与独立的原殖民地反目成仇,反而与它们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很多新独立国家的领袖人物在英国接受教育。英联邦是历史的产物,二战后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的国家绝大部分自愿选择加入英联邦,目前成员国还超过五十个,每四年举行一次运动会。多年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英联邦名义上的元首,2018年该职改由查尔斯王子担任。

还有点未尽的话,想借此机会表达一下。英国很早就有了执业医生注册制度,这是值得骄傲的。恩格斯肯定了英国的医院,但是指出医院太少,而且收费贵,工人付不起费用,只好求助于江湖医生的假药。“在英国的一切城市里这种江湖医生都有好多,他们靠各式各样的、招贴及其他诡计在最穷的阶级中招揽顾客。此外,还有极多的包治百病的所谓特许专卖药出卖,……所有这些药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医治世界上的一切疾病。……这些丸药有的人用来治大便不通,有的人用来泻肚子,有的人却用来治热病、虚弱以及各种各样的疾病。”[《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46页。]由此看来四十年代还没有严格实行执业医生注册制度。英国的医疗改革旷日持久,“二战”后实行的国民医疗保健系统(NHS)是福利社会最典型的成就。恩格斯揭示的那套虚假,在很多地方仍未绝迹。如果“祖传秘方”、“扶正祛邪”之类的语言畅行无阻,诸多像光环下的人参一般的神药不必通过临床试验来证明其无所不能的疗效,那么江湖医生乃至“大仙”[见《新京报》2019年3月11日报道《丈夫听信“大仙”鞭打妻子致死》。]还是有着施展手段的空间。

读完《大恶臭》的译稿,我深深感到修峰花费在翻译上的时间和精力不会白费。1858年伦敦的高温促使政府立法启动下水道改造,一百多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泰晤士河的综合治理未曾间断。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的苏州河也因生活和工业污水的肆意排放而以黑臭著称,经过二三十年的截污治污以及河道疏浚,苏州河水质改善,鱼类群落渐渐恢复,两岸已没有异味。但是全国总体水质下降的趋势是否得到根本扭转?卫生设备和下水管道是否已经遍及各地?城市排污系统的规模是否跟得上高楼建造的速度?我国的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广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