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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享雍《乡村志》:让乡土文学回归乡村

来源:《扬子江评论》 | 贺仲明  2019年04月13日08:44

与乡村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中国乡土文学一个难以言说的隐痛。

最初的乡土文学概念,就是以乡村游子的外在视野为中心内涵。乡土文学开创者鲁迅的几乎所有乡土小说表达的都是乡村游子对故乡的返顾,他给“乡土文学”命名,也明确将离乡者的“乡愁”和“侨寓”作为核心特征[1]。也就是说,鲁迅所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是离开乡村的游子们站在现代文明的视野上对故乡的审视和回望。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作家们写作时都已经离开了乡村。

这种距离,激发了作家们对乡村的怀恋情感,并使其作品普遍地具有抒情和感伤的艺术质素,同时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作家们以理性的高度和批判的眼光,使他们能够清醒地看到乡村的诸多未启蒙状态并给予有力的鞭挞和揭示,从而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现代启蒙精神的光芒。眷顾与批判交织,依恋与拒绝并存,是早期乡土文学作品显著的精神特征。

但与此同时,这种距离也对乡土文学与现实乡村之间的联系构成了较严重的制约。因为其一,乡愁回望式的返顾肯定难以与现实乡村同步,理性批判的视野更会导致其书写难免选择性失真,因此,早期乡土文学作品大多具有象征型的艺术特征,缺乏对真实乡村生活面貌的细致展现;其二,外在的眼光和距离,决定了作家们书写乡村的主导精神是知识分子文化,乡村属于被俯视和受审视的一方。同样,这些作品的预设阅读对象不会是乡村农民,而是以自我主体为中心。这必然导致它们的艺术形式与农民的接受之间会形成较大的分歧,农民们看不懂它们,就难以产生认同感。这也使乡土文学陷入到一种悖论式的困境当中:作家们创作的初衷是要改造和启蒙乡村,文学是其唤醒乡村民众的基本方式,但结果却是这些作品却根本进入不了乡村,不为农民们所接受。启蒙者和被启蒙者存在如此严重的隔膜,乡土文学的启蒙任务自然难以完成。

正因为如此,在新文学诞生十余年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初,新文学内部出现了对新文学与大众关系的强烈反省之声,乡土文学创作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以瞿秋白、茅盾等为代表的作家们检讨了新文学的接受困境,乡土文学的首倡者鲁迅也指出现在的“平民文学”只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的口吻而说的”,期待出现真正由农民作家创作的文学[2],另一位新文学大家郁达夫也发表《论农民文学》等文章,呼唤真正来自基层的“农民作家”:“可是在现代的中国,从事于文学创作的人,还是以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人居多,真正从田里出来的农民诗人,或从铁工厂里出来的劳动诗人,还不见得有。”[3]

在这样的背景下,茅盾对乡土文学理论作出了新的阐释和倡导,他指出乡土文学作者不应该“只具有游历者的眼光”,而是需要进入乡村农民的广阔现实生活,写出他们“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4]。受其影响,乡土文学创作也呈现出新的趋向。叶紫、吴组缃等作家的《丰收》《樊家铺子》等作品虽然在审美形式上并没有太显著的改变,但在内容上却有很重要的发展,那就是:它们以写实笔法书写了现实的乡村,让普通农民生活真正进入到乡土文学之中。

此后,赵树理和“十七年”乡土作家们将这一创作作了进一步的推动。赵树理的乡村“通俗故事”既表达了解放区农民的许多现实困境和愿望要求,也以生动的口语化形式走进了农民的阅读视野。“十七年”乡土文学则更是集体性地进入乡村现实,几乎是以合唱的形式展现了剧烈的乡村变革运动。这些作品的文学形式同样致力于与乡村现实相衔接,更得到时代传媒和出版等文化政策的大力支持,从而在大众接受上达到了新文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李双双、梁生宝、萧长春等人物形象在乡村社会中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并受到大力欢迎。

然而,这些创作也存在着难以弥补的重要缺陷。首先,就是过于切近现实,缺少自我主体精神。它们往往抱有宣传现实政策的主观愿望,其作品主题就自然少有对问题的揭示,更缺少质疑和批评。这导致了它们往往只反映了现实生活的表层现象,却没有揭示出真实、复杂的深层生活实质,主导思想上距离启蒙思想比较遥远;其次,在艺术上,它们也呈现出创造性不够的缺点。作家们获得了描摹乡村生活细节上的成功,借鉴民间文学方法和方言口语也有其特色,但是,在文学形式改造和创新方面却缺乏突破,以至于作品在艺术表现力方面欠缺丰富性和深刻性,存在浅显和雷同的缺陷。

正因为这样,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文学界对这些作品进行了较严厉的批判性反思,并导致了乡土文学创作方向的集体性转移。不只是“十七年”那种通俗化叙述被完全弃置,连现实乡村也逐渐远离作家们的笔下。虽然有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路遥《平凡的世界》、贾平凹《浮躁》等作品获得了较高的成就和较大的声誉,特别是《平凡的世界》曾赢得众多乡村青年的倾心和认同,但总的来说,在乡土文学领域,直接面对乡村现实、特别是有志于展现乡村现实大变革的作品越来越少,乡村书写呈现个人化和零散化的趋势。

20世纪90年代后,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乡土作家与乡村现实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严重影响。随着乡村生活方式的转变,城乡之间生活和文化差距日渐缩小,特别是传统乡村伦理的迅速坍塌,乡村再难以让作家们产生生活的熟悉感和心灵的归宿感。在现实和情感层面,作家们与现实乡村都产生了严重疏离。与此同时,由于传统生产方式和民俗生活普遍退出乡村,更年轻的乡土作家们已经难有机会见识到传统的劳作和风习,他们即使有过乡村成长记忆,也难以拥有充分而典型的乡村生活体验。

在此背景下,反映现实乡村生活的作品更为萎缩。作家们的关注点集中在伦理文化变迁上,侧重于表现怀念过去和自我感伤,对现实乡村作家们则普遍持否定和拒绝的态度,很少有对现实乡村进行冷静展示和细致描绘的创作。如果将“乡土”的“乡”主要从现实层面解读,“土”从文化角度解读,那么,当前乡土文学基本上只见“土”而不见“乡”了。

从文学接受角度看,当前的乡土文学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不但没有比之前切近,反而是更遥远了。虽然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影视、网络媒介的多种因素影响,文学自身只是因素之一,但无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却是:乡土文学尽管仍然在书写着乡村和农民,但是农民却根本不关注它们,更缺乏对它们的热爱。二者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处于隔膜状态。

虽然当前乡土文学的主流是文化怀旧,但并非没有作家在坚持书写现实乡村。四川作家贺享雍即为其中之一。他出身于真正的农民,只是依靠文学写作才离开农村,成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和作家。迄今为止,他已经创作了近700万字的作品,这些作品几乎全都是以乡村现实生活为题材。特别是他近几年出版的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志》,更集中体现了他乡村书写的个性特征:

其一,以问题为中心,挚切关注乡村现实。

《乡村志》计划写作十部,目前已经完成了九部。这些小说的人物和故事各自独立,但都以一个叫贺家湾的西部乡村为背景,人物故事也相关联,集中展现1949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乡村生活。而在内容上,它们更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就是都是以问题为中心,或直接针砭当下乡村的现实矛盾,或结合乡村几十年的历史变迁,揭示和思考乡村社会的沉疴和困境。比如《土地之痒》关注农村土地关系和流转问题,《村医之家》展示长期困扰乡村大众的医疗健康问题,《民意是天》聚焦于乡村政治选举,《是是非非》《青天在上》则揭示了村民与乡村干部之间的矛盾,《人心不古》思考的是乡村法律和环境意识以及文化生活,《大城小城》则书写了乡村伦理的巨大变迁,等等。整体看来,《乡村志》几乎就是一部当下乡村现实的问题集成。这些问题都与当前乡村现实相关联,牵动着乡村人的日常生活,更与乡村的现实稳定和未来发展息息相关。

而且,《乡村志》揭示问题,并不以展示为最终目的,而是在努力寻求着问题的解决。作品中虽然有对现实的忧患和不满,却很少情绪化的愤激,而是更致力于冷静理性地客观展现问题的过程,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其目的是改变乡村面貌,促进乡村的发展和变革。以当前乡土文学最集中书写的乡村伦理问题为例。《乡村志》也关注这方面的内容,如《人心不古》等多部小说都叙述了当前乡村农民成天打麻将度日、精神生活匮乏的现实,《大城小城》更集中揭示了乡村社会传统的亲情和邻里关系的严重变异。其中也有昔日乡村和现实的比较,但它们不是简单的好坏对照,而是被作为问题的背景和原因来思考。典型如《人心不古》,它细致地叙述了乡村打麻将风气如何形成的全过程,认为其原因在于生活方式改变所带来的文化单调和枯燥,并尝试借助恢复乡村传统的喜庆娱乐节目,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惑乡村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说贺享雍是一个“乡村问题作家”,说《乡村志》是一部“乡村问题小说”,大致是不差的。

其二,细致而全面的现实乡村生活描画。

贺享雍曾经说过,他写《乡村志》,是希望“将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乡村历史,用文学的方式形象地表现出来,使之成为共和国一部全景式、史诗性的乡土小说。”[5]显然,他希望笔下的贺家湾成为一个如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县”或和莫言“高密东北乡”那样广阔的文学乡村世界。事实上,《乡村志》以如此庞大的篇幅,全面而细致地展现了从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的乡村生活变迁,既寓含有历史的嬗变印记,又丰富多元,确实是一幅当代乡村生活的“清明上河图”。

具体说,它展示了乡村生活的多个层面,既有物质,也有精神。物质层面的典型是日常生活,也就是乡村生活的各种细节。这其中有各种乡村政治和经济事务,比如大小会议、农民纠纷调解等,也有传统的乡村劳动,乃至琐细的家庭生活,家长里短,事无巨细,几乎无所不包。在乡村,日常生活往往是与独特的地域色彩结合在一起的,《乡村志》正是如此,“涉及生产、饮食、居住、婚姻、丧葬、节庆、娱乐、礼仪、风水、传说等行为,上至人生礼仪、节日岁时、行为禁忌,下至人际往来、游戏娱乐”[6],全面而细致地展示了具有浓郁川东色彩的乡村生活风习。像乡村青年男女从说媒、相亲、定亲到最后婚礼的全过程,以及分家起灶、看风水、算命打卦,等等,都如风俗画一般呈现其中。

精神层面的典型体现者则是各式乡村人和复杂乡村关系。《乡村志》塑造了众多乡村人物形象,他们中有乡村干部、知识分子,也有医生和普通农民,虽然身份有别,但都不是观念的化身,而是渗透着乡村的泥土气息和露水滋味,凝结着典型的乡村文化性格,是乡村社会生态链条中的真实一份子。如热恋土地、勤劳忠厚的贺世龙,善良勤奋却命途坎坷的乡村医生贺万山,曾经有理想追求却被现实不断磨蚀、逐渐世故自私的贺端阳,以及象征着乡村灵异文化的贺凤山……莫不如此。而且,这些人物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有着亲眷、邻里、上下级等复杂关系,因此,人物之间的交往,也就构成了原生态的乡村社会关系——从政治、经济、伦理,到环境、土地,几乎无所不包。换言之,作品塑造这些人物,揭示这些人物关系,也就展示了乡村现实的政治、文化和心理等多重生态,对中国乡村社会做了一次深度的扫描和透视。

其三,质朴通俗的叙述方式。

对于乡土文学,叙述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由于历史和教育等原因,乡村的文化和审美层次都要朴素简单一些,也就是俗称的“下里巴人”代表。就文学接受而言,通俗直白,质朴简洁,应该是与乡村生活比较一致的审美特点。《乡村志》在艺术上充分接近农民的审美习惯,采用质朴通俗的叙述方式,将笔下的乡村生活和审美风格融为一体。

这首先表现在其切实的人物形象和朴实的生活细节上。作品描述了多位农民及乡村干部,他们从外貌形象,到生活语言,包括思想行为,都普通日常,也都有着非常朴素平淡的人生轨迹。特别是在人物心理上,他们在现代与传统、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都高度吻合农民的身份和文化特点。可以说,这些人物都是真实农民的再现,与原生态的乡村浑然一体。与之相应,作品的生活细节也非常朴实,从最亲密的父子、夫妻,到普通的邻里交往,以及最日常的生活琐事,都遵循乡村生活原有的面目,简单得近于平静,朴实得几乎单调,但却是乡村生活的切实写照。

其次表现在故事化的小说结构。《乡村志》所有作品都是以故事作为中心构架,每一部作品都讲述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的生活故事。其讲述方式尽管不完全一样,叙述的节奏也有变化,但都追求故事的生动、曲折和流畅,情节安排跌宕起伏、曲折悬念,读起来既直白浅显,与乡村生活、与农民的接受水准保持一致,又扣人心弦、悬念丛生,很能吸引读者。

最后是通俗化的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作品的叙述方式与故事化结构完全一致,特别是在多个地方有意识借鉴中国传统话本小说的表达方式,比如“话说”“按下不表”等,来对故事发展进行转换,显示出对传统口传文学叙述方法的继承,也更加强了作品的通俗化故事效果。此外,作品在人物语言中广泛运用方言口语,包括那些不很符合文明规范的歇后语、带脏字的口语,散落于作品各处。它们幽默风趣,家长里短,虽然难免有不够简洁之处,但却真正与乡村生活自然融汇。作品的叙述语言不完全统一,而是存在叙述者身份上的差异。如《村医之家》,就完全以乡村医生贺万山的口语来进行叙述,《人心不古》则因为叙述者是退休中学教师,语言就略带书面气息。但是,它们都没有脱离朴素通俗的基本特性。这种叙述方式,既使作品洋溢着非常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也通俗易懂,能够为普通农民所理解和接受。

《乡村志》的上述特点,内涵虽然有所差异,却共同地指向乡土文学回归乡村的基本方向——具体说,就是“为乡村写,写乡村,以及写给乡村人看”。而这,也很容易让人想到20世纪40年代的赵树理、50年代的柳青和80年代的路遥,可以看到周立波《山乡巨变》、李准《李双双小传》、浩然《艳阳天》等作品的某些影子。可以说,尽管在创作精神、艺术探索等方面,贺享雍与上述作家之间也许并不完全一致,但在近距离书写乡村、促进乡土文学回到乡村方面,他们确有重要的契合,换句话说,在文学与乡村关系方面,贺享雍的《乡村志》是茅盾—赵树理—“十七年”乡土文学创作传统的回归。

乡土文学内涵丰富,不同的视野具有不同的指向,价值观念也有差异。当然不能要求以回归乡村作为乡土文学创作的唯一方向,但是在当下中国,贺享雍《乡村志》这种挚切关注现实乡村的作品确有着特别的价值。

这最首要的原因是源于乡村的现实状况。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又一次拥有了种植自己土地的权利,还获得了离开乡村生活的自由,这使农民们的物质生活有了迅速的改进,文化生活也发生了大的变化。但是,改革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包括留守儿童、老人赡养、医疗保障,以及家庭伦理淡漠、生态环境保护等。特别是快速城市化导致的乡村空心化、荒芜化问题,致使许多乡村面临崩溃。

乡村命运关系到农民的生存状况,而且还密切关联着更广泛的社会和大众。换言之,乡村现实的问题既是广大乡村的问题,也与中国社会整体的发展直接相关。改善乡村环境,振兴乡村发展,可以说是关系到改革全局、社会全局。正如此,社会各界都非常重视现实乡村问题,乡村振兴也成为时代热点。作为以乡村为中心关注对象的乡土文学,将视野投入到现实乡村问题和农民命运中,揭示和思考乡村的现实和文化困境,帮助促进乡村的振兴,应该是义不容辞。

其次,也源于对当前文学社会责任意识的期待。社会责任意识是中国古代到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和重要特色。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文学确实是受到“社会”“集体”名义的过分禁锢,所以,人们对文学个人权利的争取具有充分的正当性,但是,最近一些年以来,一些作品完全弃置社会意识,回避和畏惧现实,将文学内涵局限在个人情感和欲望之内,将创作当做个人欲望和游戏的产物,也是对文学本质的片面化认知。这既会严重影响文学创作的思想高度和价值品质,也会进一步导致文学和社会的疏离。可以说,社会责任意识已经成为当前文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贺享雍《乡村志》对乡村现实问题的热切关注,无疑是对时代要求的积极呼应,而他之所以拥有这种自觉,则是其社会责任意识的结果。《乡村志》能够切中乡村重要问题,细致真切地反映乡村生活,显示出作者对乡村的谙熟和深厚生活积累,这与贺享雍来自农村、在乡村生活多年有直接关系,但更是他对乡村发展和农民命运深切的关爱之情所致,是他社会使命感的内在体现。他这样表达过自己的乡村情感:“我很喜欢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尽管它很贫穷。我对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沿革、风土民俗都了如指掌。我更热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正因为热爱,我才替他们忧,替他们愁,替他们喜,替他们乐,洞悉盛衰,呼吁变革。”[7]并明确自己文学创作的主旨是“为时代立传,为乡村写志,替农民发言”[8]。所以,正如有批评家对贺享雍的评价:“农村对于作者而言不仅是生活的场所与创作的源泉,更是生命的体验和精神的皈依。”[9]贺享雍深厚的乡村情感,对农民和乡村命运的挚切关怀,是他真切把握到现实乡村问题症结所在的重要基础,也是他有勇气和热情来创作这些“问题小说”的思想前提。

当然,文学不同于一般文化,它不应该成为现实的简单工具,而是需要有独立的思想,呈现自己独特的价值。换句话说,在当下乡村振兴和改造过程中,乡土文学不能做简单的宣传品,更不可能做具体的现实策划,它的主要价值在于以独立而深刻的思考,为乡村决策者和关注者提供思想启迪的作用。

在这方面,贺享雍《乡村志》显示了自己的显著努力,也使他走出和超越了许多往昔乡土文学作品的窠臼,具有了更高的思想和艺术突破。

从创作立场上,它不是某种既有观念或政策的简单维护者和宣传者,而是有自己对乡村社会的独立、深入的思考。具体说,贺享雍不是简单站在某种立场上作为代言人,更不是借乡村变迁来倾诉个人情感,而是努力客观地展示乡村的现实状况,致力于独立地思考和探索乡村发展问题。因此,它所持的是开放、多元和超越性的姿态,对乡村矛盾中的各种维度都力图进行客观展示、揭示,做到不袒护、无偏向。可以说,其姿态既是符合主流话语的,又有揭示问题的因素,同时还更加包含乡村自身立场,是多方面姿态的融合。它超越了简单的政策宣讲和阐释,与之,既存在某些契合,又具有一定的张力关系。

比如对现实政治。作品对从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乡村政治、生活和民智上的书写,毫无疑问是肯定和积极的,作品展现了乡村生活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并表达了明确的褒扬和认同态度。但是,它又绝不是简单对现实的歌颂和迎合,也不盲目乐观,作轻松化处理,而是立足于乡村发展基础上,对许多问题进行了反映和正面面对。

乡村民选是近年来乡村政治改革中的重要举措,对此,作者给予了总体上的肯定,也揭示了其中的问题。其典型是《民意是天》,作品完整叙述了贺端阳长达十余年的选举历程,期间他遭遇了乡村权力的欺凌、恶势力的威胁等多方面的挫折,最后他虽然当选上了村主任,但似乎并不是真正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建立在与各种势力妥协的基础上。而且,结合其他几部作品看,贺端阳上台后,也并没有真正有所作为,而是逐渐被环境所同化。通过贺端阳的选举故事和形象刻画,作品对乡村民选的理解不是简单化的赞美,而是有诸多的探究和思考。同样,对于乡村发展重要环节之一的政府管理部门,《乡村志》也多有直面其问题所在。或者说,作品既充分展示了这些管理qg111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它们是乡村发展的核心关键,但更指出其问题多多,症结重重。比如乡干部对乡村的隔膜,官僚主义和低效率作风,以及对老百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工作态度等,依然存在。至于在曾经的发展阶段,乡官与奸商勾结,以各种腐败形式侵吞农民土地和其他集体财产,更是让人触目惊心。也让人更加珍视目下全社会包括乡村的努力根除腐败、社会转向清明之风的社会风尚。

同样,对五四的启蒙传统,作品也是既有所继承又有所不一致。如《民意是天》《是是非非》对乡村选举中村民们的表现,特别是某些村民的颟顸狭隘,完全可以与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思想结合起来。特别是《青天在上》中,农民贺世忠从一个曾经的村干部沦落为一名老上访户,既有乡政府不作为的因素,也有中国传统农民文化劣根性在起作用。特别是他在见到官员时的怯弱,求人办事时的低声下气,一旦不成即反目成仇的表现,很容易让我们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而且,作品对现代文明进入乡村,也持明确的理解和支持态度,这对乡村振兴是有益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如《土地之痒》虽然肯定老一代农民的恋土感情,但理性地认识到农民与土地关系分离的必然性,并表达了对现代思想观念进入乡村的期待。

然而,《乡村志》也有不少与启蒙文化不相一致的地方。典型如对乡村传统和乡村神秘文化的态度。作品也涉及了神秘文化,如算命、风水等,一些民俗描写中也包含不少在现代文明看来是落后和愚昧的细节。但它并没有简单的否定,而是将之归结为乡村的传统文化或智慧,在基调上是认可的。缘何?正是因它们在乡村传统伦理价值存续方面仍然有积极的作用,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在这一点上,《乡村志》取的是包容的、乡村人自己的视点,而非单纯的启蒙式视点及写作意图。而在解决乡村问题过程中,当乡村风俗与现代法制存在冲突,甚至相对立的时候,作品也多从乡风民俗角度考虑,展示其无奈当中的合理性。典型如《人心不古》中退休教师贺世普与村民之间的矛盾,他们分别代表的无疑是现代文明和乡村传统,虽然作品对贺世普较多理解,但并没有完全将责任推给村民一方,而是含蓄地表示贺世普过于机械地遵照法律条文办事,没有充分考虑到乡村传统和民风习俗,也是他最终败退乡村的重要原因。

正因为这样,《乡村志》就超出了以往乡土作品大多比较单一的文化和启蒙立场,而是更为复杂多元。甚至说,在现实政治、现代启蒙、乡村自身这三方面,很难说清楚它究竟是站在哪一方,它往往是复杂的、交织着多方面的理性思辨和考虑,试图从更超越的视野来看待问题。正是这一点,赋予了作品许多深入而独到的认识,颇多具有新意、不同流俗之处。

比如对当前乡村伦理文化的变异,绝大多数乡土文学作家都是持明确的否定姿态,并对往昔乡村表示赞美和追怀。但《乡村志》不一样,它所展示的昔日乡村伦理关系并不完美,而是同样受到当时现实的严重制约——在贫穷的巨大压力下,家庭亲情也受到很大伤害,伦理关系也被扭曲。也就是说,在作品看来,当前错误金钱观和对物质利益过分追逐所导致的伦理变异固然让人担忧,但往昔的金钱匮乏和艰难的生存条件也并不一定就会保持伦理完美。所以,也许不应该简单地谴责金钱,而是应该思考如何正确地合理地对待金钱。再如,作品展示了贺家湾的数十年历史,也塑造了不同时期的各届村领导形象。由于时代语境密切联系着乡村社会的变化,有些人习惯于将这些乡村领导人物的品格与时代环境直接关联,将人物当作意识形态的代表符号来对待。但是《乡村志》不同。无论是对早年的村支书“老革命”郑锋,还是对改革时代的贺端阳,它都没有作简单的褒贬,而是尽可能地将人物从时代环境中游离出来,着力于表现人性的复杂性,从而更客观地对人物进行描画。比较于我们习见的许多观点,《乡村志》的叙述和思考显然更为理性,也更客观真实,它能够让读者的视野超越当下,进入更深远的历史和更广阔的背景,对问题的认识也更为深刻。

文学是美的艺术,文学评论也当然不可忽略文学性。事实上,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与贺享雍《乡村志》具有颇多一致性的“十七年”乡土文学的文学性问题产生了很大争议。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乡村志》审美性的评价,既是针对作家作品本身,也具有更广泛的价值意义。

首先,《乡村志》是对写实乡土文学艺术魅力的再度彰显。对乡村生活美的展示是乡土文学的审美感染力之一。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进行批判性反思以后,这种美学特征在乡土文学中很少得到精彩的呈现。《乡村志》以自己的表现证明了乡村写实艺术并没有过时。特别是作品对乡村劳作和民俗民生的展现,具有特别的审美和历史记录价值。因为随着乡村的凋敝,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消亡,许多具有审美和文化意义的民俗都将很快消失。《乡村志》的追求无疑体现了审美和文化的自觉,也丰富了乡土文学的艺术性:“村庄除人以外,房屋、花草、树木、河流、田野、农具、牲畜等物以及各种自然景象也是其一分子,它们和人一道共同构成的关系和发出的声音,组成了村庄斑驳的色彩和嘈杂的喧哗,从而让一个村庄活了起来,丰盈了起来。”[10]所以,尽管它包含的九部作品在艺术表现上有所差别,艺术水准也不完全一致,但总体上说,却体现了乡村写实小说独特的艺术价值,其中最优秀的两部,如《村医之家》和《土地之痒》,放在整个乡土文学历史上也属于优秀之作。

而且,它还证明了写实艺术方法与思想深度之间并不相对立。如前所述,切近现实的书写方式,由于缺乏远距离的观照,比较容易堕入现实感伤或急功近利的困境当中。但《乡村志》以自己的个案方式显示这种缺陷并非必然。只要作者不为现实观念和视野所囿限,就完全能够实现思想的超越,达到优秀文学的深度和高度。事实上,深入现实生活当中,又真正具有揭示和批判现实的勇气和能力,正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不朽价值之所在。中外文学史上的许多经典乡土文学作品,如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莱蒙特的《农民》,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等,都是如此。《乡村志》虽然尚未完全达到文学经典的高度,但其价值和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其次,《乡村志》对农民接受与艺术深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长期以来,乡土文学艺术存在一个尖锐的悖论,就是农民接受与艺术深度之间的矛盾。因为农民水平低,要让他们读懂,就不能艰深,但通俗的艺术表现又往往会局限思想艺术深度。对此困境,《乡村志》也有自己的探索意义。

作品是充分注意农民的接受程度的,如前所述,它采用的基本都是通俗化故事形式,包括叙述语言、结构方式都与质朴的乡村生活相一致。而且主题也相对比较简单,基本上每一部作品讲述一个中心事件或者一个人的故事,也就是揭示一个问题。这些特点,使它能够容易为农民所读懂,具备了接受的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艺术形式并不只是如此,而是蕴含有更高的追求。最显著的,它虽然都是以问题为中心,但不是简单将问题展示出来,而是将问题与历史变迁、人物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且内涵绝不单一。比如《村医之家》对农村医疗问题的揭示,就是通过贺万山的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结合在一起,将医疗问题凝聚在人物的坎坷生涯、动人的爱情故事,以及几代人的鲜活故事中。这一融合是如此之紧密,以至于让人更多为人物命运所感动,之后才有思索和回味。这样的结构方式无疑是艺术深度和接受度的高度统一。

而且,在叙事方法上,作者也不是墨守于传统,而是努力借鉴许多现代小说技巧,力图将故事讲述得更多元,更丰富,也更深入。前面谈到过其不同小说根据人物身份变换叙述语言的特点,它们在叙述方法上也多有变化。比如《村医之家》采用让主人公与人对谈、倾诉往事的叙述方式,《盛世小民》的叙述时空交错,颇有蒙太奇的艺术构架,《男人档案》更尝试采用三种人称穿插的叙述方式,综合了全知、内知不同人物的多个视角来进行讲述。这使得《乡村志》在叙述上避免了单调呆板的缺陷。像《村医世家》的倾诉式叙述,能够让人物内心世界得到充分的舒展,又使叙述更为流畅自然,比较起传统的顺时针叙述,效果确实好了很多。

《乡村志》的努力,显示了乡村接受与艺术高度之间和谐的可能性。无论是从文学还是从乡村角度来说,乡土文学的接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当前乡村文化亟待建设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所以,只要不是对低俗趣味的迎合,只要能保持正确和独立的精神向度,适度考虑农民的阅读兴趣和阅读水平并予以倾斜,是完全可行和正当的。当年白居易以妇孺儿童作为自己写诗的标准,并没有损伤而是提高了他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虽然我们目前尚没有得到贺享雍作品受到农民欢迎和认可的数据证明,但是毫无疑问,《乡村志》的创作特点在乡村接受上的努力使它具有了被农民接受的重要前提,是对艺术高度与乡村接受关系很有价值的尝试。

第三,在文学精神和艺术方向上,《乡村志》同样具有充分的探索意义。鲁迅在评论早期乡土作家许钦文时,曾指出其创作沉溺于回忆之中的原因在于过于个人化:“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还批评废名因为匮乏现实“闪露”,在创作中“过于珍惜”自己的“哀愁”,因而存在“有意低徊,顾影自怜”的缺点[11]。确实,由于乡土文学书写者与书写对象之间关系的独特性——二者之间往往存在较大的地位和文化差距——乡土作家对书写对象的热爱和关怀,以及在此基础上而具有的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关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换句话说,只有拥有对乡村和农民充分的关爱,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看待和书写乡村,才有可能超越自我,表现出比自我世界更博大的胸怀和更高的境界,从而创作出真正伟大的乡土文学作品。

而且,这种对乡村的关切精神还实质性地影响到乡土文学的接受。我一直认为乡土文学能否走进乡村和农民,关键不在形式而是在于内容,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是否关注农民所急切关注的乡村问题,是否拥有对乡村和农民的热爱和关怀,是得到农民认可和接受的最关键因素。如果不真正具有对他们的热爱和关怀,而是一味迎合农民的接受趣味,也许能够得到一时的喧闹,却不可能真正得到他们的认可。赵树理、路遥之能够在不同时代受到农民的特别欢迎,就是在于他们作品中的乡村关切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贺享雍《乡村志》对乡村的深切关注和挚切情感,确是对鲁迅所倡导创作传统的很好继承,也是对乡土文学优秀精神的充分揄扬。

所以,客观说,贺享雍《乡村志》的文学性也存在一定不足。比如其各部作品之间创作质量不太平衡,显示作者在精品意识上还略有不够。部分叙述过于琐碎或速度过快,没有形成张弛有度的艺术韵味。特别是对人物塑造过于侧重于社会性,在个人性、心灵性方面揭示比较薄弱,人物的个性化方面有所欠缺。但尽管如此,它的创作水准是相当高的,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文化意义。

换句话说,尽管不可能每个乡土作家都有贺享雍那样的生活经历,更不可能要求他们都以贺享雍同样的方式去写作,但是,如何心系乡村、关爱乡村,又敢于直面乡村、独立深入地思考和探索,让文学艺术进入乡村,参与到乡村的发展和乡村振兴当中,贺享雍的《乡村志》确实具有示范性的启迪意义,值得当前乡土文学创作倡导和张扬。

注释:

【1】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

【2】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鲁迅全集》第3卷,第422页。

【3】郁达夫《〈鸭绿江上〉读后感》,《郁达夫文集》(五),第253页,花城出版社、三联出版社1982年版。

【4】茅盾《关于乡土文学》,原载1936年2月《文学》第6卷第2号,收入《茅盾全集》第21卷,第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5】向荣、贺享雍:《<乡村志>创作对谈》,《文学自由谈》2014年第5期。

【6】贺享雍:《远去的风情》“序”,第2页,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2013年版。

【7】舒晋瑜:《贺享雍:我想构筑清明上河图式的农村图景》,《中华读书报》2014年11月19日第11版。

【8】向荣、贺享雍:《<乡村志>创作对谈》,《文学自由谈》2014年第5期。

【9】赵雷:《家族志 地方志 乡土情——评<乡村志>》,《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3期。

【10】贺享雍:《远去的风情》“序”,第3页,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2013年版。

【11】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47页,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