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山川:设计不是少年得志,而是漫长的美学实践

来源:文学报 | 袁欢  2019年04月06日08:25

山川参与设计的部分书籍。他站在商业与艺术的平衡木上,试图以个性化的方式讲述与构建现代的、流行的东方审美文化 制图:黄海

追溯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史,很难忽略上海在其中举足轻重的作用,鲁迅、丰子恺、钱君匋、陶元庆……众多灼灼闪光的名字都与上海出版史、艺术设计史紧密相连。

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与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息息相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化运动促进书籍装帧进入一个新时期,上海作为新兴出版事业的发源地,聚集了大量优秀文学家与艺术家:鲁迅自身是一位优秀的装帧大师,与其关系密切的艺术家陶元庆,以《苦闷的象征》开始了书籍设计之路,并首次创立了新文艺书籍的封面画;长期为开明书店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丰子恺受到日本艺术家竹久梦二的影响颇多,以漫画作为封面,将中国传统书画的情趣引入到书籍设计中;师承于丰子恺的钱君匋的封面更加关注世界潮流的趋势与影响……当时,书籍装帧的现代化探索虽处于草创期,但这些艺术家浸润在城市文化中,引领着新思潮,他们的共同努力,转换了书籍装帧意识,提高了大众审美,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书籍装帧现代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开启了书籍设计的未来——跳脱出偏工艺的传统范式,向艺术领域扩展,并逐渐创造出一种属于中国现代装帧设计的独特语言。

至今,在一个世纪的跨度中,装帧设计成为一种新的言说方式,以独特的视觉体验,直接影响着书籍的传播力,相关理论也随之应运而生。改革开放初期,书籍大多为32开的简装本,配素淡灰黑的三原套色,封面则普遍由黑色书名、作者名及一幅绘画组成。到八十年代,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书籍设计追求更强烈的视觉效果。随着出版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九十年代末开始,许多设计师自立门户,成立工作室。如1998年,上海设计师吕敬人成为首位独立于出版社外的装帧设计师。他首次提出的“书籍设计”概念,将书籍内部的信息功能与外部的形式审美的完整结合,把传统的书籍装帧设计推向了形态美学的学术高度。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的设计师工作室将书籍设计带入更加自由多元的时代。

21世纪至今,新媒介、新工艺、新印刷方式的不断出现,我国的书籍装帧更加具有现代感,注重创意,向着国际设计理念靠拢。朱赢椿、袁银昌等设计师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最美的书”的榜单上,他们的设计在体现新理念的同时,不断地回溯历史,呈现出传统东方美学文化精神的重塑。

书籍设计和社会文化变迁互相影响,并在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之间保持着持续的张力。纵观目前各大出版社的合作设计师,除了陆智昌、朱赢椿、刘晓翔、“小马哥&橙子”、“肉酱”等老牌设计师外,“90后”新人设计师逐渐受到更多关注。上海作为出版与设计重镇,更是聚集了众多想要在书籍设计领域一展才华的年轻人。

记者采访了生活在上海的“95后”设计师山川,上大学期间,他的作品被上海的“香蕉鱼”看中,这既是一个z ine文化平台,同时也是一家艺术书店和独立出版社,在“香蕉鱼”的推介下,山川参与了一些独立出版项目,也是因为这样的契机,他毕业后来到上海工作,就像一个世纪前那些前辈那样,他感受到这座城市包容的力量,充满创造力的城市氛围不断刺激着他的创作,也激发了他的潜能。

和绝大多数新时代的设计师一样,山川珍惜前辈们的恩惠的同时,绝不掩其“野心”。作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除了书籍的文化属性,他们对于书的商品属性似乎也谙熟于心。处于新时代的设计语境之中,他们站在商业与艺术的平衡木上,试图寻找到平衡的支点,以个性化的方式讲述与构建现代的、流行的东方审美文化。

午后三点的衡山路,一家名叫5 Space的咖啡店,阳光透过窗子洒下斑驳光影,三五落座的人显得慵懒而随性。没过多久,记者见到了独立设计师山川。

“书籍设计不仅仅是封面设计,但现在仍有很多读者并不了解。”实际上,书籍设计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大体包括装帧、编排设计、编辑设计三部分,涉及封面、腰封、版面、字体、插图、纸张、印刷、装订等多个环节。山川认为,造成刻板印象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封面是最直接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另一方面,因为商业成本的因素,市面上书籍大多以平装精装为主,出版社请设计师单独设计封面,其他部分则以出版社的固有形式进行。对于他而言,封面是设计师发散思维的重要外在形式,应该以视觉呈现传达书的内涵。

在做日本作家松本清张的《绚烂的流离》时,山川和编辑默音跑了多个上海PVC材料制作厂,为了寻找一种不易破碎的玻璃做封面,只因为编辑写在文案中的一句话:“一枚钻戒从昭和初期到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的流转,九州煤矿、战后黑市、银座酒吧、湘南别墅……映照着的是人心。”山川当时想,既然这样,干脆用玻璃做封面,让拿到这本书的人可以从中看到自己。千辛万苦找到材料后,却发现材料坚硬容易刮手,于是又附上一层保护膜。“编辑也是由着我胡来,成本增加了不止一倍。”他笑着说。“是不是恐怖小说的封面就一定要印着骷髅、鲜血,用红色去夸大视觉张力?我觉得封面透露太多信息,反而会减少读者的新鲜体验,对我而言,准确传达书的内在更为重要。”

“李维菁是那种对作品每个环节都严格把关的作者。”山川指着记者带来的书《生活是甜蜜》说。起初,编辑廖婧和他讨论封面方向时,提供的可用元素是:画廊、美术馆或者博物馆等艺术场所,因为小说主人公徐锦文是艺术行业的从业者,编辑觉得这样直白有效。徐锦文是圈子生态链中的弱者,一个渴望仰望艺术世界的女子。她两手空空闯进艺术圈,凭借飞蛾扑火的激情冲向幻象之光。但是山川在翻看编辑整理的材料时,看到文案中写到的 “她的骨骼、肌肉、筋脉、血管、毛发,曾经那样饱张精血充满气力,飞向就在眼前的盛大太阳”。他立刻抓住了“飞蛾扑火”的概念,在以粉色为主的暖色调上,请插画师画了一个双手抚面的女孩,整体体现出一种破灭的热情,并在女孩脸上用字体和线条的元素加重强调了这一核心。发给作者后,作者去掉了上面的附加层,几经周折,在编辑、作者、设计师三方的碰撞与合作中,完成了定稿。

“当时我们冲突挺大的,但‘争吵’后的结果是好的。我理解的一本好书,需要编辑、设计和作者之间的团队协作工作,而不是作者甩给编辑、编辑甩给设计师这样的单向箭头。我想让读者动一下脑筋看到作者、编辑以外,设计师的构思。”山川反复强调在这项工作中,设计师做的绝对不是简单的美编工作,设计要从内容出发,找到独特的角度,以视觉发声,每一本书的设计都独属于这一本,独一无二。故事的后续是,作者李维菁参与敲定 《生活是甜蜜》的设计后,便生病去世了。作为她的遗作,这本书由此有了不一样的讲述意义。

一个起点非常高的“95后”新世代设计师,作品和年龄不太搭。这是很多合作者对山川的印象。

起点高大概是因为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设计了歌手王菲的唱片《敷衍》。第一稿通过的时候,他就像闯进了陌生世界的小孩,惶惶不安。“大家在找工作,我就在设计这张唱片。我总认为一切事情太顺风顺水,有悖逻辑。直到唱片销量出来,心才放回去。”

而在此之前,因为太喜欢读书,山川的职业目标是成为一名写作者。没想到,大二时听了设计师聂永真的一场讲座后,迅速转向,投入了设计这一行业。“我很幸运,在审美萌芽时期,受到了早几批的中国书籍设计师们做的书籍的熏陶。”和聂永真交流后,他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把新媒体动画专业的学习经验延伸到更为平面的设计上来,让点、线、面组合出不一样的个性。

一个大二的学生,没有名气、没有人脉,没有资金,怎么才能被发现?兴起的Zine热潮,给了他一块敲门砖。山川模仿自己热爱的日本设计师横尾忠则的风格设计了一大套自出版系列,描绘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自己找印厂印刷,在淘宝订制包装的信封。(下转第5版)

而真正让他走上书籍设计这条道路的,是上海这个城市。“因为这套Zine,幸运地被上海的香蕉鱼书店选中,之后开展了很多合作。”那段时光,在山川印象中深刻而有趣,自出版培养了他对于市场的初期敏感度。因为和“香蕉鱼”的合作,大学一毕业,他只身来到了上海。最初,他能接到的项目只是一些快销书。“各种鸡汤文学,没有人在乎做得好不好看,卖完就算,完全不考虑书的生命长久性,可能两三个月就消失在市场浪潮里了。但做着做着,就在反问自己意义是什么?”就这样,顶着设计师的名义,实际做着美编的工作大约一年,他意识到自己的情绪越来越低落,而体内那些冒险、挑战的因子又时刻叫嚣着,于是他毛遂自荐去联系出版社,因此认识了《斯通纳》的编辑龚琦,“她也很大胆,起用了我这个新人,我着手做了第一本纯文学作品,裘帕·拉希莉的《解说疾病的人》”。之后,局面一下子被打开了。

如今山川已经不需要盲目接订单,选择的标准在于是否动心。而真正让他感受到自我转折的是2017年设计艾丽丝·门罗自选集《传家之物》的封面。这个封面区别于“理想国”此前的封面风格,采用了大胆的用色和图案。“就像一个节点,隔开了两个阶段。”他说自己不太在乎失败,原因是“仗着年轻”。随着时间的沉淀而愈加厚重的阅历,让他反观自己之前所有的设计,都能找出进步的空间。“很奇妙的缘分是,我可以设计自己以前读过的、影响过我的书,我也相信两三年后,我还有机会再设计自己做过的书,而这源自文学作品本身的生命力。”

急速前进之中,自然避免不了被现实一击的时刻。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山川喜欢上网,尤其爱看每本书上市后读者的反馈评价。作为杂志书《鲤》的美术总监,他的第一本《鲤·匿名作家》顶着改版的压力,但彼时,他充满自信。结果书出版后,在亚马逊的点评里,有一位读者标题就写着:喜欢文章的内容,但极不喜欢这次改版的封面。点评中该读者用了“肤浅”、“浮夸”等极为严苛的词汇。说到这里,山川抿了抿嘴,“重点是我没办法反驳,因为连我自己都觉得他一针见血,一下子就从那种飘飘然的状态中回来了。”但转瞬,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酷劲就显示出来:“我一定要做给他看,第一本不行,我就在第二本、第三本找回面子。”《鲤·时间胶囊》《鲤·写作课》出版后,他的自信在读者的好评中回来了。

从事设计这一行,往往夹杂着对自我认知的迷茫,在新人里尤其明显。而山川似乎跳过了这一阶段。他说很多设计师的苦恼来源于大众和自我间的缠斗,商业和艺术的秤砣在彼此较劲,过于个性化的设计结果就是打动不了读者,到后期设计师甚至会产生“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的自我怀疑。“我很早就认清了这一现状。”说这句话时,他的语气既带了点碰撞后的妥协,又更多的是对自我的坚定。山川给自己的定位是商业设计师,他丝毫不避讳这一称呼,去服务大众,而不是孤芳自赏、小众狂欢。“让大众接纳我,是一场非常漫长的实验。就像有一瓶溶剂放在那里,你往里面添加试剂,达到某个平衡点之后,反应才会发生。”只有在前期大量积累的基础上,在岁月的冲刷下,才有可能凝结出一个关于“山川”的符号,才能从商业设计师跨越到艺术家。他秉持的理念是设计不用来满足自己,风格平衡于商业和个性表达间,坚持有趣与有用的视觉传达。

这个理念落实到书籍设计上,其实就是削弱自己一些独特概念,配合编辑、作者完成服务读者的任务。他希望读者会因为一本书是山川做的设计而买回家,某一天,他突然做了一个挑战大众审美的设计,读者依然会因为是山川做的,而愿意尝试。但他坦言,要把握大众的审美真的太难了,比如前几年流行冷淡风格,设计师一窝蜂都去做,市场饱和后,又全部转向色彩浓烈的设计。“我现在处于非稳定的状态,可以说还在漩涡里斡旋,挣扎,但我相信绝不是无用功。”

因为从事书籍设计的工作,山川在外旅游时很喜欢去逛古旧书市场,常常会淘风格独特的书回来。他喜欢日本东京的神保町书店街,每次去总是拖着28寸的托运行李箱外加20寸的登机箱,装上满满的书。他感叹于早期日本装帧艺术家们设计之书所呈现的形式之美。也因为买书太多,那里好几家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他,看到他总会热情地招呼。

最近山川正准备搬往新的工作室,原因是书实在堆不下了。刚来到上海时租了个60平方米的空间,成立山川制本workshop,说是工作室,其实也是家,一年半的时间,这个空间就堆满了书,走路都得踮着脚尖。团队只有他一个人,当时还没来得及甩掉学生气,就飞快地投入到社会的试炼中。采访前一天,他还埋首在工作台上,熬夜加班到凌晨4点。他让自己陷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里,不停接活,加班,焦虑是动力。“太快了,才刚二十出头,占着年轻的便宜,磕磕碰碰就走下来了。我的瓶颈期是通过反复试验,输出自己度过的。”

二十出头,可算是年少得志,山川对未来有着明确清晰的规划:“设计这一行从来不是英雄出少年,我愿意用十几二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去实践新世代的设计理念,传递当下的、流行的元素,那种让‘90后’、‘00后’无障碍接受并契合他们审美的美学。我总觉得只有年轻人才更懂年轻人。